1999年7月,父亲居住了70年的老宅面临拆迁,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房源,而且当时的房价始终呈下降趋势,经全家人商量,决定先不买房,暂时接父亲到我家居住。
我居住的独单房子不大,建筑面积只有60平方米,所以,搬家前父亲处理了不少家具甚至深爱的书籍。整理家当时,我手捧着那台使用了多年,已经很陈旧的收音机,用目光示意父亲是否扔掉,父亲摆摆手说:这个物件有纪念意义不能扔。我满脸的疑惑,我记得这台收音机在很多年前杂音就越来越重,后来渐渐无法收听了。这样的废物有什么保留的价值?
父亲说,这台收音机是他在1935年购买的,陪伴着他度过了人生中几段最艰难的岁月。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成为了敌占区,发行的所有报纸都受到日军管制。只有收音机的短波,可以接收到想了解的消息。每天晚上,全家人都聚集在收音机前悄悄收听短波广播。后来,日本人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他们打开收音机后,调试波段,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们的收音机有毛病了,我们要修一修。”几天后,他们送回的收音机,再也无法收听到短波波段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歌曲、曲艺、京剧和新闻,沉浸其中的他,工作的疲惫好似一扫而空。那时,我无法理解收音机对父亲的意义。只有当我也进入成年,面对职场压力,我才能知道当年收音机慰藉父亲心灵的巨大作用。
父亲与这台收音机结下了太深的感情,如同宝贝一样,我们一直珍惜。
(本文原载于《天津工人报》2012年11月06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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