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和一个曾在日本车行工作的老师傅聊天，谈到日本人管理企业如何严密的时，老师傅颇不以为然，他向我讲了他在日本洋行经历的一些事。说明日本人管理企业尽管严格，但中国工人还能钻他们管理上的漏洞。由此可见，管理中国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车行日常出车都有记录，并制定了严格的耗油指标，多少里程给车辆加多少油有明确的规定。看似无懈可击，但车行的中国工人照样有办法，能够用省出来的汽油拉私活挣外快。比如，如果两辆车到北京送货，这两个人就商量好，去程你开车拖着我的车，回程我开车拖你的车回来。这样单程最多增加30%的油耗，但两辆车都省下了单程70%的汽油。至于偷偷卖了备用轮胎，回到车行谎称车胎跑丢了的，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一旦被查出，日本车行的惩罚措施也是非常严厉的，比如吊起来用鞭子抽打。有时还会牵来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进行威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汽油供应紧张。技术人员发明了以豆油替代汽油的技术。因为豆油可以在中国获取，解决了美国禁运石油后，带来的油荒。日本经理对中国司机说，这种豆油燃料已加入有毒的添加剂，绝对不能食用。但工人们发现加油时，并没有添加什么东西，便偷偷放出点油，先尝尝，发现没有异味，吃后也无不良反应，便相互告知:放心食用，没有问题。

最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辆崭新的丰田牌汽车还没投入使用，就不翼而飞。这个“奇迹”是车行许多人“协作”完成的。首先要与南马路经营汽车零件的商店洽谈好，什么时候来车，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天津南马路是一条很窄的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道，“白牌电车围城转”，说的就是这趟电车沿着东西南北四条马路行驶。所以南马路虽然不宽，但交通便利。

南马路的商家以日用五金、机械五金、轴承电料、汽车零件为主。有惠丰轴承行、安利自行车行、津利铁丝编织厂、义成轮胎店等。安利自行车行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销售英国、德国进口的自行车。骑辆凤头牌、飞利浦牌、日本富士牌自行车，在当时非常时髦，与现在驾驶私家轿车差不多，只有富宅商家才买得起。

在南门西路面上有一些店铺从事的是拆卖汽车零件业务的。其中三义成铁号的掌柜陈宝贵从修理汽车开始，后来干起拆卖废旧汽车零件的买卖。当时，中国所有的汽车都是从欧美进口的，特别是美国的道奇、雪佛兰、福特等品牌轿车最流行。“七七事变”后，日本出产的汽车多起来。这些车子除了易损件以外，很少有备件，于是陈宝贵他们用很低的价格买来废旧汽车，进行大拆大卸，不能用的零件扔掉，能用的作为修车备件。整个华北地区的汽车配件都到南马路来买。

天津最早的车行是美丰和亨茂两家，所以，无论是开汽车的司机，还是从事修车的技工，无一例外都是这两家车行出来的，大家彼此都相识，有的还是师兄弟。所以洋行的中国司机与陈宝贵非常熟悉，很快谈好卖车价格。

要完成这项“奇迹”，还需要十名左右的司机以试车为名，把车子开出车行，其中得到中国门卫师傅的默许最为重要。最后大家按比例分成。

刚从货船上卸下的新丰田汽车，开到车行，司机以熟悉汽车性能为由，进行试车非常正常。当十来部汽车开出车行后，其中一辆车直接开到提前约好的南马路经营汽车零件的商店。不到两小时，车子已经全拆成零部件，此时，即使日本人来此查找，也面目全非。

从南马路经营汽车零件的商店拿到“货款”后，按照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包括门卫）人数进行分配，一人一份，皆大欢喜。过了一个多月后，日本人才发现丢失了一辆车，但在那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他们始终不得其解。

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中国工人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变相斗争，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这种偷盗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即使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满腔仇恨，也应当采取正当的斗争手段。写下这篇博文，主要是将这段事情记载下来，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提供点素材。

（本博文是受到网友“潇水一方”的博文“梁上春秋”的启发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