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有幸结识了文革前撰写小说《血染三条石》的作者之一王锡荣老先生，我便将过去参观三条石的种种疑惑向他提出，王老与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中的人物都非常熟悉，有的私交还很不错。所以王老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首先向王老提出桅灯厂那位十指九残的王福元，是否像我一样不够机灵，有些呆头呆脑，否则为什么连续出工伤？西方有位哲人说过，聪明的人是不会在一个地方摔两次跤的。

王老说自己与王福元及他的弟弟都非常熟悉，他说王福元头脑一点也没问题，当时让他操作冲床，就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他之所以连连出工伤，是由于他太爱喝酒。当时，他家住在西关街。从家里走西马路、北马路和河北大街，他要在三个酒馆，每个酒馆喝一两酒，一共三两酒。每天回家也是如此。这就如同喝酒驾驶一样，说不定那天会出事。按照他弟弟的说法，他在生活上也不够检点，这是他屡屡出工伤的根本原因。由于三条石的工人一般是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多数人没有成家。他们精力旺盛，如果不解决他们的性饥渴问题，就容易引发冲突，容易酿成事故，所以，在离三条石不远的普乐大街，就设有低档妓院。这是解放前矿山及重工业地区能够留住工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小说《沸腾的群山》就有这样的描写）。

第二，邓子平是什么时候到工厂打工的？我对邓子平六七岁就当童工的事提出质疑。王老说，开始邓子平说自己12岁开始学徒，后来又说10岁，再到后来又说六七岁。其实稍有点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六七岁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到工厂打工的，但在文革那个大背景大下，加工夸张、移花接木等事毫不稀奇。只要符合政治需要就行。许多人就是靠说谎，捞取了政治资本。大家心知肚明，但当时谁也不愿指出来。王老认为，这已经不是邓子平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

第三，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是红桥区政府主办的，为什么能够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王老说，三条石历史博物馆虽说是红桥区政府主办的，但它符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因此，市委、市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不仅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血染三条石》，还排练了大型京剧。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美术出版社，都广播或出版了与三条石历史相关的文章或画册。长春电影制片厂已将《三条石》列入了1965年故事片的拍摄计划，著名导演武兆堤多次来博物馆，改写分镜头剧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影片拍摄被搁置。

另外，由于当时四川美术学院创作了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被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引起轰动，天津市委也希望创作出超过《收租院》的大型泥塑群像《三条石》，由当时的市美协秘书长王曼恬（文革中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抓，我负责解说词的撰写。只是由于文革的兴起，大型泥塑群像《三条石》的计划才没有实施。

我又问起当初展览厅里播放的女声独唱歌曲是否为解放前就流行的歌曲。王老说，这是为了展览新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