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华

7月21日暴雨时，北京房山北营村的赵先生先后救出多人。随后，与赵先生同院的灾民被安排住进救灾帐篷。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赵先生世纪90年代到北车营村务工，至今已有将近20年。（据7月26日京华时报）

虽然在事后，这个村的书记也作了解释，“前期救灾物资比较紧缺，需要先尽着本村人口”。他承诺当晚会及时解决赵先生一家的问题，不会让他们继续露宿。但是这样的解释还是让人心生凄凉。尽管赵先生在这个村里已经务工将近20年，不说为这里做出过多大贡献，即便是这次大灾，赵先生就先后救出了多人，也许从骨子里赵先生已经早不把自己当成外地人了。但是因为一纸户口，他在当地人的眼里还是不属于一天地的。救灾物质没有他的份，即便是栖身之处也将其排除在外，户口至上，内外有别，在这场大灾害面前表现的淋漓尽致。

实际上“同命不同医”，“同命不同价”在我们社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同样是一条生命，因为身份和出生的不同，在待遇和价值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虽然在很多事故中，赔偿单位和个人打出的都是“生命的赔偿”，但是就是因为城乡差别或身份差别，生命价值就出现了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之后，“生命的赔偿”实际上演变成了“身份的赔偿”，甚至是“户口本的赔偿”。如同在这次的救灾当中，不管是自愿者的救助还是政府部门的赈灾，他所面对的都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生命意义的户口本。但是当人们具体执行起来却不仅把户口本当成至关重要的“参考物”，甚至凌驾于活生生的生命之上。这本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和理由，但当事官员说起来却非常自然甚至“天经地义”。这让我们不得不想，假如在抢救生命时是不是也要看看户口本才伸手呢？

在很多国际性的救援中我们能看到的常常只有性别的差异和年龄的差异，而根本不会顾忌什么国别和籍贯。更不会有什么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对妇女儿童特别关照，因为她们是弱者，道德和良知促使人们必须这样做。而把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分开来，甚至完全不念及人家见义勇为的壮举，甚至连人家的妻子孩子都毫无一点怜悯之心。这样对户口本的“坚守程度”不仅违背道德人伦，让人心寒，更有失首都人最起码的胸襟和风度。从“同命不同价”延伸到“同命不同救”，因为一个户口本就将人家一家大小拒之在救援大门之外，可见大水淹出的北京不仅是下水道问题，更有城市的良心和良知问题，也不仅值得北京人反思，更值得所有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