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榆林民间金融生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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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eeh.com.cn/images/upfiles/2011/11/21/20111121151138-2120.jpg本报记者 殷高峰 实习生 王雪梅
榆林地区作为陕西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有着超过2000亿民间资本,它的民间金融的生存样本或许能为今后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冯涛带着他的几个博士生多次奔赴陕北榆林,调研当地的民间资本。
而作为与民间资本密切关联的民间金融,也是冯涛和他的团队调查的重点。“民间资本、民间金融以及民营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各自的发展又离不开彼此的支持。我们在谈三者当中任何一项的时候都无法回避与其他二者的联系。”冯涛称。
作为陕西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有着超过2000亿民间资本的榆林地区,它的民间金融的生存样本或许能为今后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超过2000亿的民间资本
根据测算,榆林的民间资本至少在2000亿,多以“地下钱庄”流向各种行业,其民间融资在区域及行业分布差异较大,能源富集地区与高利润行业融资相对活跃。
一份由天津高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地处陕北的榆林市“因煤而富”的亿万富豪超过了7000人。虽然这些数据不尽真实,也无法求证,但是榆林因煤而富甲一方已是众人皆知。
巨大的民间资本规模,使得陕北民间资本在全国民间资本界久负盛名,不但位列温州、山西、鄂尔多斯等全国著名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区之中,而且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榆林地区的民间资本规模到底有多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根据我们通过三种方法的测算,榆林的民间资本至少在2000亿。”冯涛说。
而与两千多亿民间资本伴生的便是遍及榆林各处的“地下钱庄”。这些民间资金是通过典当行、担保公司以及熟人之间相互担保,流向了能源、地产以及其他行业。
地下钱庄的火爆,一度对榆林的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影响。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据媒体报道,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现象。
通过对当地民间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的调研发现:榆林地区民间融资在区域及行业分布差异较大,能源富集地区与高利润行业融资相对活跃,“主要原因在于民间借贷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冯涛说,榆林这一以能源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地区,能源行业成融资总量最大的行业,占当地民间资本形成行业融资总量的46%,商贸业与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为19%和8%,融资规模相对较小。
“因此,当地民间资本融资结构呈现不均衡状态。”冯涛说。
利率趋向市场化
榆林地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相互竞争,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当地民间融资的利率定价灵活,更趋于市场化运作。
在冯涛看来,民间金融活动本身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分散性,其利率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
“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通常由借贷双方自由决定,没有政府干预,因而这更接近于内生性的市场化利率,是局部金融市场资本稀缺程度和资金价格的真实反应。”冯涛说。
就民间金融市场而言,当正规金融利率上涨时,理性的民间金融会提高借贷利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因此正规金融提高利率水平有拉升民间金融利率水平的作用;而正规金融利率下降时,民间金融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也会相应地调低利率水平。
调研中发现,目前榆林当地的民间借贷利率主要集中在2分—3分,“这一利率基本占榆林全部民间借贷利率的91%,因此当地的民间利率一般以高于基准利率的四倍为均衡利率。”
冯涛表示,对正规金融而言,中小企业贷款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贷款利率由国家政策决定,而民间融资就具有更多商量余地,利率更趋于市场化运作。“榆林地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相互竞争,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当地民间融资的利率定价灵活。”
民间信用
榆林的民间信贷具有良好的信用环境,给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相关媒体报道,在榆林的神木县,民间信贷已经成为许多普通家庭的首选理财方式。家里无论有多少,都会借出去吃点利息,一般老百姓也就放个十多万、20万的,有钱人、煤老板甚至上千万、上亿的放贷。
“而如此活跃的民间信贷背后,民间信用是其一个重要的支撑。”冯涛。
调查中发现,榆林当地的大量民营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资金需求,“民间信用借贷这一民间金融活动便应运而生。”
在冯涛看来,这对当地的民营经济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近年来,当地民间借贷总体规模呈扩大态势,公众投资意识也普遍增强,放贷人范围在逐步扩大,“但这类融资活动不需要抵押、担保,带有很强的信用性质和互助性质,融资人却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这种横向的信用关系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
在对还款率所做调查中,从榆林当地民间借贷按时还款比重来看,还款率在95%以上的占总贷款人数的77%,还款率在80%—95%的占总贷款人数的6%,“可见还款率在80%以上的占总贷款人数的83%,还贷款比例相对较高,当地融资人所承受的信用风险较小,榆林当地具有良好的信用环境,给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冯涛说。
亟需升级
榆林民间资本的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已到了转型的关键期,应加强政府的系统性政策性规划,通过构建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区域民间资本的发展内涵和发展质量,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民间资本进行转型升级。
尽管民间资本相对活跃,但冯涛坦言,榆林民间资本的组织形式相对落后,“除以公开形式存在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及隐形的地下钱庄外,鲜有其他新型金融组织出现,融资手段也以放贷为主,未能将原本通过地下钱庄、企业集资(集股)等非正规金融方式流动的资金按照股权投资基金进行归集、专业管理运作和收益分配,从而达到提高民间金融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资金规模效应和配置效率的目的。”
对此,冯涛表示,民间信贷合法之后,民间金融的组织化、规模化是政府管理部门亟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其他形式,都组织化,并引导其去投资。”
另外,在冯涛看来,中小金融机构是一种横向的信用体系与中小民营企业信用关系相联系,因此并不需要像国有商业银行需经过繁杂的信贷手续与抵押担保,手续相对简单仅需要信用担保即可完成,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平台。“但在这种横向信用体系下所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贷风险的增高,为了弥补这一风险,中小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利率。”
而过高的利率则对当地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冯涛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过高的利率使借贷人收入的一部分流入食利阶层, 而那些迫于生计的借贷者承受着巨大的高利贷利息, 甚至愈陷愈深, 无法摆脱困境。
“而且,过高的利率扰乱了当地的信用环境。”冯涛分析认为,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 吸引了大批投资者, 加之人们受投资利益的驱使,对投资选择存有侥幸心理,由此而导致了道德风险不断加剧,极大地扰乱了当地的信用环境。
而在冯涛看来,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部分民间融资利率高出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四倍乃至更高,在缺乏普遍约束和未得到有效金融监督管理的情况下,部分金融机构的较高民间借贷利率必然导致一部分储蓄从正式的金融体系中分流出来,而转向民间互助会等无组织的民间金融部门,极大地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同时,冯涛认为,目前的负利率政策效应引发大量居民存款具有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冲动,“与此同时,榆林地区支柱产业能源煤炭行业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产业,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削减国家宏观调控效果,也不利于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可以说,榆林地区民间资本已到了转型的关键期。”对此,冯涛建言,应加强政府的系统性政策性规划,通过构建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发展以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以构建能源金融和专项基金为重点,全面提升区域民间资本的发展内涵和发展质量,与榆林经济转型有机接轨,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民间资本进行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