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机遇：太平天国与八国联军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革了清朝半条命，也差点要了山西票号的命。

山西票号命脉在于南北贸易、银钱汇兑，洪秀全在江南闹天国，长江以南不在是清廷的统治范围，南北生意是没法做了。山西票号长江流域分号纷纷撤回，1853年2月，山西票号竟然连北京的分号都关门回山西老家了。

就在山西票号形势危机的时候，来了一笔大买卖。

清朝地方缴纳中央的税款叫做“京饷”，北京发往地方的叫做“协饷”，京饷、协饷要以现银运输。60年代，清廷与天国决战，捻军又江苏、安徽、两湖等地挑起战端，运现银，等于让上人在路上黑。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地应解赴北京700万两白银，到了八月才弄来100万两。

咸丰皇帝奕宁一着急，死了。

同治元年（1862）年，户部只得下令各地督抚“觅殷实银号设法汇兑”；1865年协饷也开始改为汇兑。

没有太平天国，山西票号不太可能拉到这么大一笔业务。

可是，朝廷这笔买卖不好做。

山西票号弄到了这笔生意，朝廷很多大员不爽，毕竟现银变成纸片了。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之所以朝廷能够用纸张忽悠子民，是因为朝廷有暴力工具；如果票号敢忽悠官府，不用他们动手，商号就直接把票号灭了。

山西票号不忽悠朝廷，朝廷就开始忽悠山西票号。

具体的说，就是督抚从票号借钱。

经营京饷、协饷后，山西票号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流动资金，这极大提升了山西票号信誉。朝廷的钱都要靠它汇兑，一般商号还怕什么，如同当代中国人相信中国工商银行绝对不会赖储户存款，这是一个道理。

不过，京饷是有规定的，不能拖欠，到时候必须送来。

每次缴款的时候，督抚都东挪西凑，兵荒马乱好多年了，哪有那么多税收。皇命不可违，但票号可违，所以当缴款不及的时候，地方督抚就开始找票号垫资，实际上就是让票号对地方政府贷款。

问题是，地方督抚经常缺钱，而且缺很多，比如，军费。地方政府信贷，历来就是开了头，刹不住车。

1864～1903年山西票号为广东省上缴京饷垫付的数量、比重，连年上升，最后竟然到了50％左右。而且票号对地方督抚的垫付远远不止京饷，比如，还有洋务企业的工资。

19世纪90年代末，闹义和团，山西票号迎来了第二次机遇，可惜瞬乎之间，票号并没有抓住。

票号的掌柜都是山西富商，总号都在山西老家，掌柜深知这帮大师兄、二师兄法术不咋地，抢劫是强项。义和团起事之初山西票号就让北京、山东、河北分号做了应对措施，把银子早早转移（及早收揽，设法趋避）。

庚子之乱，对山西票号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患。

相反，这对山西票号却是一个机遇。北京的老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不过太后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代词“西狩”。一堆富户也跟着跑，山西票号的生意又来了，1900年后山西票号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西北地区，基本形成了全国性汇兑网络。

传说，叶赫纳拉路过山西的时候，曾经向山西富户借钱，这兵荒马乱的，您都被洋鬼子赶到山西了，包不准明天就被洋鬼子弄回北京砍头了（最初，八国联军所列庚子祸首第一个就是叶赫那拉）。

谁敢借，山西票号敢。那个时候，山西票号几乎等于中央银行。

叶赫纳拉的行宫确实曾设在山西祁县，而且，1904年组建户部银行的时候，户部曾邀请部分山西票号参股，可惜山西票号无人响应。

山西票号错失了最后一次良机。

从山西票号的客户群，可以清晰的看它的信任半径其实很短，初创时期山西票号的汇兑者是商人。战乱使得商业衰退，票号就把放款方向转向中央政府，票号认为，中央政府是绝对可以信任。

本身就狭小的信任半径，一旦被朝廷纳入财政体制，就改变了轨迹，从商业信誉改为政府信誉。

清朝政府的信誉，等于没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