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此世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终于死了。

张居正是个猛人，是明代历史上最猛的首辅，朱翊钧没有张居正的能力，他后续任命的几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没有这个能力。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说到底还是靠文官集团替他打拼，不过，他依靠的是少数，因此很多人指责他任人唯亲。

废话，不任人唯亲，难道还任人唯疏不成。

失去了强人，没有人能够再统驭他们，文官集团开始分裂。他们斗争的办法就是对骂，除了言语文雅和泼妇没什么区别。朱翊钧似乎乐得看到这些，文官内耗提高了皇帝权威，却极大损害了朝廷行政能力，文官集团在失去了强人之后，也失去了自我。

张居正一条鞭法有很多漏洞，他可以弥补，别人就没这个能力了。各县贫富不一，税负核定也不一致，富裕的地方可能要比贫穷的地方多收数百倍。问题是，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张居正在世时可以靠私人关系协调税收数量，甚至书信里就能搞定的事情，现在的文官集团搞不定，朱翊钧也搞不定。

因为他们互相都不信任，这就是党争。

朱翊钧也不相信这些文官，于是他选择了一批他信任的人：宦官。朱翊钧不再热心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制度是张居正制定的，他可以抄张居正的家，但没有法子改变这些制度，只要这些制度还存在，他就永远无法摆脱张居正的阴影。

明中期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朱翊钧很快就创造了一个新税种：矿税。简单来说，矿税就是派宦官到各地接管金银矿，同时接管商税。朱翊钧之前，虽然有官工业，虽然对商业也征税，但还是可以应付的。

宦官来了，问题就大了。

一个长期在底层生活的人，突然有一天弄到了税吏的位置，专管地摊收税。而且，这个税吏没有工资，只给一个上缴总数，具体收多少你自己看着办。长期在底层挣扎，每天看着上级脸色过日子，他想必是没什么爱国情操，更没有什么文明执法规范。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从来就没有这些概念，所有的经历都是每日战战兢兢，每日挖空心思。他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会复制自己的人生经历。

也许，如果奴隶成为奴隶主，剥削会更加残酷。

万历后期，每年矿税收入170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含黄金，而正项一条鞭法只能征120万两白银。明朝的工商业，就此萧条。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斯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天下有如此之景象，而有不乱者哉？”

以上文字出自凤阳巡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用白话说就是：皇帝是天下的主人，本应该给百姓以衣食，可现在皇帝却改行抢劫，喽罗兵是那些该死的宦官，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

文官和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是啊，宦官都搂走了，文官去那里搂钱。

1620年，朱翊钧薨。

1620年朱由校登基，朱由校是一个合格的木匠，不合格的皇帝，据说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朱由校热心木匠事业的最大后果，就是文官和宦官之间失去了缓冲带，宦官直接掌握了行政中枢，头领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蛋的太监，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亡。此时，英国查理一世刚刚登上王位两年，而明朝大厦将倾。

混到朱由校这个份上，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看来他不止是木匠，还兼职干败家仔和强盗，给他弟弟朱由检（崇祯帝）留下了一个空空如野的国库（明代国库与内帑分设）和一个豪华的内帑。

李自成破城时对内帑的描述：“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户部太仓，1616年欠款500万两，太仆寺库1617年存银仅8万两。有人说朱由检未发内帑劳军，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

这里只能说，这个想法很白痴。

不发内帑，朱由检却想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办法，“铸杂银”，就是往银里搀锡。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朱由检开始在铸银里掺锡，官银本来是明朝信誉最高、含银最纯的银锭，到他这改垃圾了。朱由检仍然不满意，努尔哈赤正在山海关外猛抢，闯王1.0版高迎祥又搞得天下“盗贼烽起”，他的钱仍然不够花。更离谱的法子终于出现了——印纸钞。

如果说朱元璋是迷信于自己的权力，觉得自己可以对货币定价，那也说得过去，毕竟他老人家战斗力很强，没有任何储备，纸钞愣是流通了将近100年，没人觉得大明要倒下。

朱由检就不同了，印纸钞，纯粹是为了掠夺。

崇祯十六年六月（公元1642年）朱由检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卖给商人0.97两。“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没有任何储备，更没有任何信誉，纸钞如何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