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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变形”这一母题都广泛出现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之中。《促织》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书写的一篇关于人变成蟋蟀的故事，在将近二百年后的欧洲，西方现代派奠基人之一卡夫卡的名篇《变形记》中，描写了一个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生活。在外形上有众多的相似之处的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变形”母题的发展演变及在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表现。

《促织》和《变形记》两篇小说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促织》的故事中，因为皇宫内斗蟋蟀流行，地方官便让下级都要捉蟋蟀上交，成名因为久试不第，人又老实，便被分派到这样的任务，因为民间高价卖蟋蟀，一段时间下来几近倾家荡产，只好自己捉蟋蟀，他的妻子去求仙并让成名在仙人指示的地方捉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蟋蟀。成名一家满心以为这次一定能顺利过关，不料成名年幼的儿子因为贪玩放走了蟋蟀，成子又怕承受父亲的怒气而投井自尽，幸而未死却昏迷不醒。第二天成名在自家发现了一只小蟋蟀，在与人斗蟋蟀的过程中发现它战无不胜。成名兴高采烈地把它交到上级，因为它的善斗，成名受到了重赏，其后平步青云，大富大贵。而他的儿子也醒来，却说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轻快而善斗的蟋蟀。

首先，这两个家庭所处的社会关系非常相似。成名是社会最底层的小官吏，由于生性善良不忍心欺压百姓，上交蟋蟀的任务成为这个家庭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买蟋蟀需要出高昂的费用，交不出蟋蟀又要遭到毒打，成名一家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抓来的那只蟋蟀就成了他们一家最后的一线生机。所以当他儿子放走了蟋蟀时恐惧以至于求死。格里高尔是一个最普通的推销员，每天必须兢兢业业的上班拼业绩，不能有任何一点偷懒和怠惰。他发现自己变甲虫并起不了床的时候，公司的秘书主任亲自来到他们家来催促，并表示不能相信他是可以因病请假的。这两个家庭都在整个社会的挤压之下不断挣扎，却无力反抗。

另外，在这两个故事中，发生变形的主体都是一个家庭中儿子的角色。他们都是在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或是恐惧的情况下发生变形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开篇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但随着其后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变形之前，他每天都要拼命的工作以负担家庭的全部开支。在《促织》的故事中，儿子不得不变形以担负起拯救自己家庭的重任，而相反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却是在长期负担全部家计后无可奈何的发生了异化而导致变形。但无论如何，都是因为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发生了变形。正由于这样一些明显的相似性使这两篇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文学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可比较性。

一、志怪与荒诞：东西方对“变形”母题的不同表现

虽然都表现了“变形”这一母题，《促织》和《变形记》却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的不同不仅体现出主题的深刻性差异，而且也体现出东西方文学观念的不同。

在情节设置上两篇小说虽然有其相似性，但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促织》是采用的比较传统的小说情节设置原则，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都很完整。而成子变形正是故事发展的结果并引向高潮，成为一个情节的突转，正是变形的情节让这个故事达到神奇的效果，却因为善有善报而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变形记》中，作品一开篇格里高尔就已经变成了甲虫，不仅在变形之前没有一个明显的起因，而且在他变形之后，作者也没有在小说中有任何关于他变形原因的说明，变形成为了生活中一个虽然怪异，却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现象。这样的故事情节设置正体现出了两篇小说在创作手法和理念上的不同，那就是志怪和荒诞。

志怪小说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汉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并且曾经在六朝时期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志怪小说时论述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①。所以志怪小说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在当时的人眼中神鬼人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并能互相作用，这样的故事也并非虚妄之谈，而是“人间常事”。蒲松龄在这样志怪小说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并汇集到一起进行了文人的加工润色从而写成了一部《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民间故事的传统，并体现着中国儒、释、道三家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对社会中尤其是官场上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对封建婚姻和浪漫爱情冲突的如实描写，以及用儒家正统思想劝世警世都是《聊斋志异》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促织》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在汪玢铃的《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俗文化》一书中，作者在明代的历史记载中找根据，详细剖析了《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故事的民间传说原型②。所以《促织》的故事作为志怪小说传统的一种表现，不仅体现了古代文人创作的“尚奇”的传统，而且也体现出古代民间故事猎奇的偏好，像梁祝化蝶，孙悟空七十二变等。所以可以看出《促织》的故事在志怪的同时遵从了现实世界中的生活逻辑，随着情节展开，一步步从发展走向高潮，从高潮走向结局具有因果连贯的合理性。

在志怪的同时合乎逻辑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而理想化和浪漫主义的故事处理则是民间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所以在这样一些故事中，变形成了一种愿望的达成或者是达成愿望的一种手段。《促织》故事中成子放走了蟋蟀闯下大祸，这样行为不仅会让自己挨打，而且也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危机中。然而他投井自尽并变成蟋蟀造成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逆转，他的家庭不仅摆脱了一个悲惨的境地，反而因为这只蟋蟀而飞黄腾达，悲剧变成了喜剧，形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成子的变形不但不是一种悲剧性的转变，却是一种愿望达成的一种必然手段，是这一切事件都包含在了尘世间的因果轮回之中并形成善有善报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这样的变形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形成一种彻头彻尾的荒诞。与《聊斋志异》将志怪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截然不同，卡夫卡的创作因为高于现实世界而表现出一种深刻的象征性与荒诞感。在《变形记》中，由于作者一直没有关注于变形原因的发掘，格里高尔的这种变形显得由于见怪不怪而理所当然。另外，作者通过对变形的格里高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对他变形后生活的各种细节的精确刻画，力求表现一种真实性，这种变形的真实性表现并非是带有一种鬼神观念的迷信，而是荒诞本身的真实，是一种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荒诞世界，虽然与人类的生活常识背道而驰，却反映了当时人类世界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所以作为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卡夫卡的《变形记》不仅不是民间文学传统的体现，却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作家创作。

在卡夫卡小说中构建的荒诞世界中，变形成了人在现实世界中异化的一种表现。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等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态度，社会几乎变成了一架庞大而精密的机器，而人则成了这种机器中的零件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所以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卡夫卡在小说中多有表现这种异化主题。物对人形成了统治，经济利益驾驭在一切之上，效益的最大化成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格里高尔的变形，或者说异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异化所代表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对社会压力的难以承受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冷漠关系的逃避。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表达出作者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控诉与失望。

同样面向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促织》和《变形记》中的变形故事体现出了东西方文学观念的差异性。《促织》的结尾处，蒲松龄写了一段“异史氏曰”，总结他在这个故事中想表现的思想内涵，他清楚明白的说道“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③这样对社会现实的警示。《聊斋志异》中作者书写的这些鬼狐仙怪的故事除了民间传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长期以来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士人的一种文以载道的写作思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样的评价正说明了蒲松龄这部作品紧贴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具有劝世的意味。而这样的文学创作观念就出自长期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作文应以匡正社会道德风气，表现正统儒道观念为目的。然而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诗辩护以来，提出文学书写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应该比哲学更加深刻，并表现现实社会的一种普遍性与规律性。卡夫卡更是开启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手法是文学作品能够更加深刻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本质与内核。《变形记》非常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抱有的疑惑和恐惧。

二、“变形”母题的东西方渊源与内涵

东西方最初的神话传说中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变形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或神都会发生变形，像被阿波罗追逐的达弗涅变成了月桂树，自恋的美少年成了水仙，人甚至可以变成动物、植物，甚至可以变成声音，水，石头等无生命个体。在早期人类幻想的奇幻世界中，个个形体之间都可以互相转换而没有界限。东方神话中也有类似的转换，像《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人变成了鸟依旧不放弃自己昔日的志向。然而这样的神话传说多出自初民的一种原始思维，他们无法理解世间万物的本质区别，而将他们包括自己都理解成为天地间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所以人与动植物等自然物都能自由转换。另一方面，这样的“变形的本身便意味着对现实拘囿的突破和征服，变形效果可以改变现实情境而使当前危机和困境立即丧失它的作用和意义。……变形的幻想运用，却使人类精神从危急、恐惧的苦痛中解救出来，重新开拓一个新的生存机运”④。在西方神话中，虽然也能体现出这种突破和逃避，像女子为了逃避追逐而变成月桂树或香脂树，这种变形却更多的体现为多神教信仰之下神对人的统治和支配，奖赏和惩罚，比如神祇有权力将渎神的人变成蜘蛛或者聒噪的鸟。

然而当人类智慧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这样的变形故事并没有被摒弃，而是人们通过对宇宙人生的理解而赋予其深层的理论支持。在奥维德的代表作《变形记》中，他集中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些故事，并使变形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一条线索。在全书的末尾，他清楚地指出，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说是这本书描写的所有故事的一个哲学基础，那就是作为一个生命它的躯体可以不断变换形态，灵魂则得以在这些生命形态中实现转移。在中国，这样的变形故事最主要的思想基础有中国传统的巫术，也有本土道教的影响，但更加重要和明显的思想源头就是汉以来传入的佛教，一种宣扬灵魂不灭，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的民族的共同心理。所以在《促织》这个故事中，变形的现象及后果充斥着一种极为明显的因果循环、善有善报的思想倾向。这样的灵魂转移/不灭的思想不仅仅出现在古代的希腊和中国，在古埃及，古印度等地也都有类似的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思想理论，所以“变形”故事的广泛大量存在有其在人类共同心理方面的深厚基础。

在《促织》和《变形记》的故事中，通过对于“变形”的描写，表面和本质之间发生了分离。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主人公的生活与人际关系，在这一点上两篇作品的描写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当成子放走了蟋蟀的时候，她的母亲极为恐惧并严厉责骂了他，然而当儿子投井昏迷之后，成名在短暂的痛苦之后，想起了他因为儿子的缘故没有了蟋蟀得以交差，就不再把儿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反而专注于烦恼蟋蟀。同样的，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全家人最关注的事情并不是精心的照顾使他病愈，而是对他由震惊变成了失望，又有失望变成了厌恶。作者详细描写了变成甲虫之后，格里高尔眼里看到的父亲的震怒，母亲的惶恐以及妹妹的冷漠。甚至于在格里高尔在缺乏照顾和心灰意冷之中孤独死去之时，全家竟然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与开心的情绪。也就是说其实除了变形主体之外的其他人也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形，描写最为明显的便是格里高尔的妹妹，最初妹妹还愿意认真的打扫他的屋子，照顾他的饮食等等，但仿佛是为了在这个家中能获得某些特权或地位，但越往后，越看不见他能够痊愈的希望时，格里高尔的家人收回了对他的照顾和仅存的一点温情，他们诅咒他，希望他能够死去而让这个家能够摆脱这个负担。主人公所生活的世界也都跟着变了形，在一种黑暗冷漠的大社会背景下的小家庭，在变形后脱去了他靠着某种利益关系维持着的伪善的外衣，而露出了本来的虚伪冷漠的面目，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还是来自人性中的虚伪自私哪一个方面的比重比较大，这样脆弱而势利的家庭关系在变形后显得一览无遗。

与此同时，变形主人公在小说中也都体现出了一种意识完全而话语缺失的生活状态。由于中国小说长期以来未能形成向西方小说那样细致的心理描写手法，但是在《促织》中，当最终成名的儿子在化为蟋蟀成就了全家之后清醒过来时，他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轻巧而善斗，充分说明了在化身为虫的过程中，他仍然能够保持人类的意识。但无论是他还是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便丧失了话语的能力呈现出一种完全失语的状态，和外部世界不能达成沟通。这样一来变形所要达成的效果，便是抛弃迷惑复杂的皮相而专注于人类天性中的本真精神。《变形记》以格里高尔的意识流形式展开，将他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当他临死之前，“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⑤，格里高尔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家人的残忍冷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写出了人对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对于温暖与希望的执著追求。

但是化身为虫而导致的失语现象表现出这样的追求与希望在小说时代中的不可实现性。他们心怀美好的愿望却无法表达，正象征着这样一种人类最单纯自然的愿望在一个黑暗时代的穷途末路，人性中最自私冷酷的一面被官僚政治，道德堕落以及唯利是图的世风无限放大，使得一种人类的本真纯良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失语。而这两篇小说的结局，虽然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却都体现出了同样的消极思想，就是人对黑暗社会的无能为力。《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只有通过变身蟋蟀这种神奇的手段才能拯救全家人，虽然实现了变形的反抗，却和格里高尔最终落寞死去的结局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不同。因果报应之说虽然在中国有非常深厚的心理基础，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最底层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心理安慰，即便只是一种安慰，也不能在现实渠道中获得，而不得不诉求神力。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试不第，在71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所以其实他在描写这样的变形故事时，内心中和卡夫卡的面对这个世界时所感受到的孤独与无望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总而言之，在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分别对“变形”母题的铺衍，读者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作品对“变形”母题通过志怪或荒诞的手法进行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在差异性背后，在内涵上的某种一致性，便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生命价值的压缩，当这个世界用它的黑暗和冷酷对最后的人性进行像阿波罗一样的追逐，作家笔下不约而同的变形则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