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末，我第一次遇见保罗瑞安时，是在众议院朗沃斯办公大楼（Longworth House Office Building）里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严寒的周三晚上，接待区的酒红色地毯略显磨损，放置于此的巨大楔形奶酪模型象征着威斯康星州的骄傲。这位众议员没穿外套，更显得竹竿般消瘦，一只笔夹在脑后，大红领带歪在一边。那天他的日程比平日更为繁忙，因为要准备次日在布莱尔宫（Blair House）举行的健保政策辩论。后来我们都知道就在这次著名的辩论中，这位籍籍无名、有点书卷气的议员和奥巴马总统正面交锋，从而一举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约定共进晚餐，瑞安说他会挑选一家脚程之内的餐馆。漫步下山的时候，瑞安依然没穿外套。他自豪地说：“我可是威斯康星人！”（威斯康星州冬季气候严寒——译注）我们来到一家泰式餐馆，红绿霓虹灯箱闪烁着“正在营业”的字样，里面装修简朴，只有胶合板餐桌、塑料椅子和霓虹灯。食客不多，瑞安和其中一人打招呼，那就是时任众议院牧师的丹尼尔考夫林神父，瑞安常常参加他主持的早祷告。瑞安吃的很简单，就是“槟城咖哩”和自来水而已。我想请客，瑞安坚持说接受记者的宴请就是违反联邦法律，哪怕再便宜也不行，最后他自己付了15美元现金。

    这顿简单的晚餐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有机会和瑞安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流动政策研讨。那次去泰餐厅之后接下来的两天，我们的讨论地点就是他狭小的办公室，瑞安就在那里研读政策文件直到接近半夜。他睡觉的地方通常就是一张折叠床，偶尔他也会在贝塞斯达（华盛顿特区的居住郊区——译注）的姐姐家暂住，不过条件更差：“我睡在地下室靠墙的床垫上，脚都要伸出床尾。”说话的时候是布莱尔宫辩论的第二天早上，我在众议院大厅碰到瑞安，其时他刚接受完电视采访，大口吃着酸奶和草莓，正准备像每个周五早上一样回到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的家中。直到几周之前我还常常和瑞安通话，打通手机时，有时他正在给他在简斯维尔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安装干墙，有时在观看女儿的足球赛。我们聊的话题非常广泛，比如是否美国也必然步欧洲后尘开征增值税，或者是他的大胆医改计划的细节，该计划将使得消费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医疗保险，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主要通过雇主提供。

    通过这些接触，瑞安留给我的最重要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特质的结合在政界非常罕见。他相信小政府，相信为实现个人潜能而给予个人最大自由是道德正确的必然选择，而就创造机会来培养那种潜能而言，那也是最有效率和活力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