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0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不许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扣发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时隔一年，孝感学院竟然明目张胆地顶风而上。不仅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误导，亦是对社会诚信资源的一种创伤和打击。对此，有关部门理应按照规章所述那样“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上述事件折射出三点当前高校办学的短板。首先，教育行政部门的评审和考核机制单一化、简单化、机械化。通俗地说，就是唯就业率论。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实施大规模扩招战略，大学生数量急剧膨胀，致使很多高校资源告急。而有关部门在协调全局、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没有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制。加之大量毕业生蜂拥社会，就业成了政府和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在此背景下，就业率，就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考核高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权力倾斜和资源最大化，不少高校以就业率为纲，为了就业率不择手段，而至于教学质量、科研成就等原本核心职责，漠然视之。

    其次，高校办学体制僵化，行政依赖和掣肘太多，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各种办学权力。这是问题的关键。高校本是政府投资、培养社会精英的公益性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本应该尽可能地少与政治和权力挂钩，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学、教育家办校。但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学校基建还是教科研经费申请，高校都要乖乖仰行政权力鼻息。社会和官场中的一些不良习气和弊端，通过行政权力这根脐带，源源不断地传输到高校中去。官员办学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根深蒂固的“特色”。要是学校能拥有高度自主的办学权，很大程度会按照教育规律行事，而不是在主管部门严格机械考核政策下，对于学校的各种业绩，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扣押学生毕业证、学位证，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就业权益，而且这种弄虚作假的行径，也将高校的操守和品德推上了风口浪尖。实质上，还有很多高校或多或少存在这种令行不止的现象。因此，有关部门的问责，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应该反思制度弊端，切实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降低就业率在高校绩效考核中的比重。唯有如此大刀阔斧地制度性发力，就业率的数字游戏才能逐渐匿迹。  YMG记者 丛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