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活在西北，团年饭的指定动作是包饺子，直至今天，不管过年与否，吃饺子一直是我们家的隆重活动。不像现代人，说好吃饺子，但总是在冷荤热炒一堆后，饺子才像见不得人的丑姑娘扭扭捏捏地被摆在桌子角上，大家这时已经酒醉饭饱，半天才有人勉勉强强夹一个到自己碗里勉为其难地吞下去。我们家说吃饺子就是最本真的吃饺子，桌上除了饺子就只有沾着吃饺子的醋。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父母都是南方人，对做面食完全不在行。母亲结婚前从来没进过厨房，更别提和锅碗瓢盆打交道。而她的另一半，我的父亲呢，打我有记忆起，在饮食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理论派，天下美食无所不晓，而且各种复杂的制作工序都朗朗在口，但是从来“嘴行千里，屁股在家”，也就是只说不练。上世纪60年代初父母都因为“出身”的缘故被发配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边疆，物资匮乏，生活简陋不说，主食非他们熟悉的大米，而是需要从头掌握的面粉。小时候我们周边邻居家喻户晓我父母“面条糊糊”的故事，每次说起都笑掉了大牙。那是他俩正式开火的第一顿，据说试和了一块面，之后把它擀成了一张大饼后发现没有可以烙饼的锅，于是决定把它改装成面条。母亲拿出一把尺子，裁出了一堆整齐的面条。这时候土墙边已经围了一堆看热闹的人，之后他们把面条放进锅里煮，结果那堆一般儿齐的面条不争气地变成了一锅糊糊。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沾上点儿荤腥。当父母在过年前好几天“下定决心”包一顿饺子后，他俩就不停地开着筹备会议。晚上躺在炕上惺忪之际听到母亲担忧地问：“那面粉不行，一点儿都不‘筋道’，被你一煮，肯定都成片儿汤了。”父亲这时候安慰着她说：“看我的，一定给你搞到好面。”过几天父亲果然神神秘秘地从哪个“生产大队”的哥儿们那里背回来一小袋“富强粉”搁在她面前。年三十前，父亲会拿着“本子”把那一个月定量供给的肉和油都给买回来，与它们搭档出台的大白菜当然早就搁在屋里等着了。

　　年三十的早上他俩就开始忙乎，不知道的话猜不到这顿饺子其实是为晚上准备的。这时候我就溜了出去，周围邻居可热闹啦，这家在炸散子、油饼，那家在蒸年糕、炖羊杂碎。凭着平日积累的良好的社会关系，当然也因为我是那“面条糊糊”家的闺女，出去邻里街坊逛逛，这奶奶那阿姨地招呼一圈，人家肯定往我手里塞一大堆好吃的。打着饱嗝回到我家小院，我那可怜的母亲在父亲的“指导”下才刚刚和完面，剁好肉，切着大白菜呢。

　　到了香港，见识了各种各样、多姿多彩的团年饭后，我们家最爱的依然是饺子。特别是有北方的朋友来访时，饺子出场蛮频繁的。要知道母亲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很熟练，并且培养了我哥哥成为一个非常麻利的“擀手”，我也从纯吃货升至剁菜和包饺子。香港用的都是美国面粉，不会没弹性，只会太“筋道”。

　　而今我家大儿子学会了和面，小儿子擅长包，我负责准备馅儿和擀皮儿，今年过年，我们当然还是包饺子！至于我的老父亲，当然还是在一旁夸夸其谈他这辈子吃过的各式各样的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