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转型”， 这个词前阵子在深圳和广东热了一阵子之后，最近也不怎么提了。所谓公民，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既是被统治者，同时也有机会参与统治。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必须选择代议制这个政治结构来开展公共政治生活时，一个公民，既要有选举权，也要有被选举权。

但是，正如代议制民主并非民主惟一的形式，选举当然也就不是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惟一内容。关于公民，我们过多地将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联系在一起，这往往导致了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声称要当一个公民乃是一种政治权利的主张，这其实是不对的。欧洲历史上对臣民、市民和公民这三个概念有严格的区分。臣民付出个人意志与自由，得到保护，因此是政治无效阶层，不去谈它。市民——那些从贵族手中通过赎买得到城市自治权的人，其首要主张才是个人权利。相比之下，公民的首要主张乃是责任与义务——为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实现自治，我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如何承担。

因此，从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方法来看，公民社会其实与代议制民主是有些龃龉的。卢梭说过一句很残酷的话：“我们将被迫自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的公民社会，无非是将个人的责任社会化了。那么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就必须遵守法律。我们的自由，不过是“遵守法律的自由”罢了。然而这法律，却是宏观的、自上而下的。它难免对公民社会规则建设所需要的内生性的、小尺寸的、自下而上的环境产生伤害。当统治者借助工具使其力量无远弗届之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环境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公民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什么是卢梭的“我们将被迫自由”。所谓法律，无非就是禁止大家的某项行为。法律不会说“我允许你做什么”，因为这是废话。比如颁布了这样一条法律：“小区里不许种植任何带刺的植物，以免伤及小孩子。”这条法律在保障了小孩子利益的同时，侵犯了喜欢玫瑰和蔷薇的业主的权利。但法律就是法律，它之所以被颁布，要么是出于国王的意愿——在专制国家中；要么是议会投票的结果——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宏观尺度的法律，抹平了不同小区之间的特殊性。如果是公民社会，一个公民——因为他自愿承担社会化责任——在种植玫瑰的时候，就会主动想到邻居家的小孩子会不会被伤害。于是他会去与其他业主商量这个问题。如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多样的：照顾孩子的责任在其父母，不能因为小孩子可能被伤害就不许别人种玫瑰，这可能是一种合意；玫瑰必须被种在一圈灌木比如小叶黄杨的后面，不让小孩子轻易够着，这可能是另一种合意。总之，微观层面制度的丰富性，是提高所有人幸福感的前提。其效果要比宏观的法律好很多。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民社会的建设，虽然需要法律的保障，但它天然与代议制民主这个大尺寸的家伙有矛盾之处。公权须心怀节制，以为微观的公民社会建设让出空间。因为说到底，所谓的公民社会，无非是小范围自治而已。这个范围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个熟人社会的程度——学校、乡村和居民小区。

　代议制民主及法律，与自治的公民社会二者间的关系，很像所谓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关系。所谓私域，就是指某些个人的权利和生活习性，不能因外人的投票结果而被剥夺。如果一切事情都交给投票来做，那就会产生很可怕的结果。比如，小区所有人投票决定，5楼1门栋203室的张太太长得太难看了，规定她即日起出门必须戴口罩。这成何体统？

对私域的保护，与在法律之下对小范围公民自治空间的保护，二者道理是一样的。但麻烦在于，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公权懂得节制。故公民社会的发育，从来都是在上层能力严重缺陷的时候才能获得些空间与机会。公民社会远不像美国人条分缕析地在概念上扯得那么简单。欧洲自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就很像我国先秦的春秋战国。大一统之下是数不胜数的这个大公那个伯爵领，故称小国寡民当不为过。又有强大的教权对世俗权力进行制衡，故每当有战争，帝王将相打得不亦乐乎，无暇他顾。下面平头百姓便有了实行自治的空间。这是公民社会在欧洲发纫及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比如明朝，亦有“皇权不下县”的规矩，故乡里宗族社会发展迅猛，亦是此理。

关于公民及公民社会这个话题，虽然在中国很热，但是概念上却是一团乱麻。陈乐民及史傅德翁婿二人，是典型的老派知识精英，两人通过对话的方式，阐述了他们——主要是身为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代史教授的史傅德——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基本上，陈和史二人对于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因为通过回顾欧洲的历史，史傅德坚持认为，公民社会是16~19世纪四百年间欧洲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的特定产物。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社会运动的概念，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且规制了讨论此话题的范式和范围，使得讨论流于肤浅。公民社会的培植与转型，如果有什么规律和定式的话，答案也当从历史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