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大蛀虫和珅给贪官哪些警示

　　众所周知，清朝的和珅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贪官。这个被清政府揭发出来并处死的腐败分子，也曾经作为当时的“反腐败先锋”，亲自督办过许多腐败案件，多次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个朝廷的反腐能臣，却走上了一条“贼喊做贼”之路，最终一步步沦为了清朝最大的蛀虫。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贪官从一开始就大贪特贪的，再“大”的贪官，似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后才步步高升，继而再越来越贪、越贪越大的。直到最终落马，这些贪官们由“人上人”变成“阶下囚”，他们的问题才逐一呈现在世人面前，回望他们的“贪途”，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探讨和深思。

　　和珅的经历可谓是极具戏剧色彩，他同样也是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出道的。遗憾的是，随着进入官场的时间越来越长，“老油条”的称谓很快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尤其是当他查办了几个重要贪污受贿大案之后，他的人生轨迹也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为满洲正红旗出生的和珅，19岁便成为皇宫侍卫，而后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可谓是一路坦途平步青云。

　　大家都知道，和珅这个人为人机敏，善于言辞，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和珅还巧于应付各种情况，无论督办任何事情，都能抓住要领，尤其善于于揣摩皇上的心理、意图，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能臣很快就成了乾隆皇帝身边的“内才”，乾隆爷很是欣赏和器重。

　　我们不妨仔细八一八和珅的发及历程，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25岁，他的职位是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这是一个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乾隆皇帝的职位，和珅在皇上面前一展其特长，自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年，和珅便很轻松的被提拔为“六部之首”的户部的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和珅的升迁之速算得上是“骎骎向用”，不禁令人唏嘘。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这一年和珅33岁，他已经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再三年后，又被委任为文华殿大学士。以清朝人们的习惯称谓，大学士也就是“相国”，于是，和珅又被尊称为“和相”，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的和珅，分明也就相当于明朝以前的宰相。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乾隆皇帝派任和珅亲自督办云南总督李侍尧违法之事。李侍尧劣迹斑斑，皇帝都有耳闻，但海宁仍为李侍尧掩护。海宁被认为对皇上不忠诚，被交军机处严讯。到此时，海宁不得不说出实情，供出了李侍尧在总督任内，借办贡品和修房屋之名勒索下属的罪行。乾隆立即派和珅、喀凝阿（一作喀宁阿）乘驿站的快马赶往云南查办李侍尧，并查封了李侍尧在京城的房屋家产。

　　这一年的三月，和珅、喀凝阿到云南。和珅选择李侍尧的“家人”张永受作为李侍尧案的突破口，刑讯张永受，他终于开口说话，交代了李侍尧以下罪状：借办贡品和派人回京城修房屋之名，向下属勒索银两；将珍珠卖给下属，收取银两后，又索回珍珠等等，勒索下属银两共计3万余两。李侍尧被革职拿问，由和珅将其解京审讯。主动或被迫送银子给李侍尧的下属们一并革职，审问定罪后，均被送新疆伊犁充当苦役。李侍尧在云南的住所被查抄，计金银、珠宝、洋货、名画共901项，也由和珅押解进京。

　　和珅也因成功办理了这个案件，更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和宠信。在回京的路上，和珅就被提拔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完成使命，向皇上汇报情况，涉及云南食盐管理、钱币制度、边境事务，说得头头是道，符合皇上旨意。乾隆帝当场表态，授予和珅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等结婚年龄一到，即举行婚礼。

　　和珅查办李侍尧案，可谓是是名利双收，成绩斐然，可喜可贺。

　　然而，功成名就之后的和珅，不禁也得意起来，一步步开始结党营私，并利用权势大肆敛财，渐渐贪污腐化起来。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和珅又受命查办了国泰的案子，这一次他一变两年前查李侍尧案那种坚决的态度，更令人瞠目的是，他到了官库，抽查了几十锭银子，一不看银子的成色，二不称银锭的分量，草草抽查几十个银锭，就起身返回下榻的行馆。个钟原因可谓是显而易见，这分明是走过场，分明是应付朝廷，应付舆论，保国泰过关。

　　好在这个时候，还有左都御史刘墉出现，刘墉坚持原则，御史钱沣更是下决心排除干扰，追查到底，他要求封库，和珅不得不同意。第二天再把库银仔细查一遍，发现银子成色与官银不同，都是从商人那里借来充抵的。国泰等人的罪行得以查实。国泰、于易简被判斩立决，乾隆帝下令改为斩监候，关进刑部大狱。新任山东巡抚明兴递上奏疏，说排查山东各州县仓库，总共短少银子200多万两，皆国泰、于易简在任时所造成。乾隆帝命国泰、于易简二人在狱中自杀。

　　此时的和珅之所以要庇护国泰，之所以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两个坚持原则的官员面前庇护国泰，就是因为国泰是他的党羽。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和珅和国泰这件事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打击，但他却却没悬崖勒马，不仅我行我素，反而变本加厉，仰仗位高权重之势，善于揣摩乾隆帝旨意之便，利用皇帝的喜怒达到陷害好人或包庇奸人的目的。凡是不投靠他的，他就挑拨离间，设法使皇帝对之印象变坏，加以陷害；凡向他行贿的，即使冒犯了皇帝，他也为其斡旋，或者故意拖延，不加处理，等候皇帝消气。因而，不少官员纷纷把和珅当靠山，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拿来孝敬和珅。

　　和珅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就更为所欲为，忘乎所以。或许是和珅的仕途太过顺利，也或许是他的权力太大，他才越来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他确实督办过那么多的贪污案件，但是却没有吸取那些贪官的教训，既没有管好自己，又没有管好自己的仆人，以至于重蹈覆辙，到末了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嘉庆四年（1799）的正月，可谓是和珅的一个劫数，乾隆皇帝帝驾崩后，嘉庆皇帝旋即下诏，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且赐死。

　　至于从和珅家里到底抄出多少家产，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说法。当时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六七千万两银子，然而和珅的财产，却相当于当时全国10倍以上的年财政收入。

　　如此说来，把和珅誉为清朝第一贪，一点都不为过。若是把他家的财产全部折合成银子的话，不是以百万两计，而是要以亿两计算的。这样的巨贪被处死，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死不足惜。

　　再说当下，我们身边总是有那么多落马的高官，他们在在当红之际，也以自己的能力、水平、政绩像和珅那样被提拔到更高职位上。这些人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扩大，俨然慢慢就具有了“官老爷”的作风和“官衙门”的做派，他们把自己当年的誓言与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甚至用原则做交易、拿权力当筹码。

　　这些贪官们走过的路，其实与当年的和珅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从反贪到自己贪，从一职能臣到一代蛀虫，从轻贪小贪到大贪巨贪，这般逆行，如此转变，确确实实任性得可怜，当他们自己给自己的政治生活画上了句号，他们身上的经历，也很值得我们做出深刻的反省。

　　权力面前，威风再大，地位再高，不过是一节浮云，任何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任何放纵权势的天马行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都是会被时代所抛弃的。为官者，若不能引以为鉴，若不能淡泊明志，又何以走好这一程官路，还谈什么漫漫人生之途？

　　权力虽好，地位虽高，但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放纵权势的“天马行空”，总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被时代所抛弃。不能不引以为鉴，不能不淡泊明志，才能用心走好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