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认为教育就是人的天赋本能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适应儿童的天性发展。杜威认为生长就是天性本能的继续发展，生长有着它自己的规律。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和充分地生长。两者都在强调生长，那么，有何区别呢？在此，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

首先，对生长的看法不尽相同。我们必须清楚，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理论部分继承了卢梭的“天赋自然生长论”思想。不同的是，卢梭的“自然”指的是人的天性，生长要顺应儿童天性的发展进程。杜威认为“生长是自然的过程。”人的生长，无论身体的生长还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长都是内发的，即以天赋的本能为基础的，而不是外铄的。生长是天赋本能的继续发展。

其次，看待社会环境的作用方面有所区别。对于儿童的生长，卢梭认为，在生产力尚未发达之前，要让儿童远离社会，回返自然。卢梭在此对待此时的儿童时，将“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然而人总难于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卢梭同时也认为“社会使他不再是愚昧而没有想象力，而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成为一个人。”因此，一旦爱弥儿步入青年时期，卢梭就让他返回城市，接触社会这一复杂的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卢梭虽然承认社会环境对儿童生长的作用，但是这是有条件的。社会环境在儿童早期生长中的作用几乎为零甚至是有害的，而在青年时期则是有益的。

杜威虽对卢梭的儿童自然生长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同时也批评了它的不足：把自发的原始的能力作为最终目标，摒弃乃至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使教育与社会相隔离。

而杜威所谈的生长绝不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生长，它自始至终都不能脱离社会。杜威认为，生长的外部条件主要是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必须在社会的媒介中才能获得生长。在杜威看来，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社会化的过程，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环境能通过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不知不觉的发挥教育的作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和情感的倾向。“个人参与某种共同活动到什么程度，社会环境就有多少真正的教育效果。”

再者，在怎样看待儿童的社会化方面有所不同。卢梭明确提出，自然教育所培养的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纯粹意义上的生物人，也不是属于原始社会的人，而是未被封建文化所侵蚀的自然人。这种人不仅要有运动员和农民的身手，更要有哲学家的智慧，具备发展成为各种人才的条件。是社会的成员，并且能够尽到社会成员的职责，将发展自己的天性与社会和谐统一。教育发展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

杜威所说的生长同样不仅指向个人，也指向社会，只是杜威更强调了儿童的社会化更加努力使儿童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协调统一。他的“以儿童为中心”是从其心理方面来说的，即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为中心”是从社会因素来说的，即目的论的角度。杜威认为两者在教育中都是同等重要，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使个人特性与社会目的和价值相协调”。有的美国学者这样指出：“杜威的伦理学是包含着一个近于绝对的行动的标准，他就是生长，个人的特别是社会的生长。”

另外，在对待生长与教育的关系方面有所偏差。卢梭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在《爱弥儿》中他写道：“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需要的东西，全都需要教育赐给我们。”卢梭认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必须把自然、人为和事物这三种教育协调配合。“人的器官和能力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学习利用这一种器官和能力发展是人的教育；从周围事物经验中获得的是事物的教育。”教育应以自然的教育为中心，使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服从于自然的教育，使这三方面的教育相配合并且符合自然的目标。也就是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进行教育。

杜威不仅同卢梭一样充分肯定教育的重要性，也认为“教育本于儿童的生长。儿童自婴孩以至成人，其生长有一定的程序。”并且，杜威将教育与生长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认为教育和生长就是一个东西。“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生长与教育完全是一体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在于不断地和充分地生长。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生长的手段和方法的过程。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原则是自由。因此她要求尊重儿童的自由，让儿童享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和条件；要求教育者只需创造一个能促进儿童自然发展的适当环境，然后发挥儿童本身的积极性进行学习。

我这里论述的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浅尝辄止性的，并未对其深层次的挖掘分析。当然，二者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主要看对当时社会造成效应。时代背景不同，理论基础就会有所相差。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其积极作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指引了当时教育的方向，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意义。并且他们的教育理论至今为我们所沿用和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