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情

——浅析陶渊明和李白醉酒的差异

洪碧蓉

“醉情”可理解为对于“醉”的情感，也就是一个人对于“醉”有某种特殊的感情。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和李白一个“酒圣”一个“酒仙”，两人嗜酒程度自然不在话下。陶渊明之好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李白之好酒，“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他们好酒、好醉，也好于引酒入诗，但两人的醉酒情怀却有明显的区别。笔者且根据两人的饮酒诗从醉酒的程度、醉态以及为何而醉三个方面浅析两人的不同“醉情”。

引用龚鹏程先生在《古典诗歌研究彙刊》中的一段话：“醉酒有二，一是美酒饮到微醉后的‘半酣’，一是一醉不知三日的‘酩酊’。”陶渊明之醉为半酣，李白之醉是酩酊。

陶渊明喜欢在雨中饮酒，醉酒的迷雾和茫茫的雨景浑然莫辨；喜欢在送别时饮酒，让友情像酒一样绵绵不绝；喜欢在大自然中饮酒，让大自然的美与酒意相映成趣。陶渊明的生活几乎离不开酒，然而他不会如倾黄河般的狂饮，更不会酩酊大醉。醉者，酒酣也。而他的醉充其量只有半酣的程度，他的醉是“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诗二十首之十四》）的闲情逸致；“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的淡然闲适；是“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的怡然自得。对此他在《饮酒二十首》的序中说得很清楚：“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以为欢笑尔。”“以为欢笑尔”，因此他没必要喝得烂醉，他没必要让酒精迷乱了他的思想，他只需饮到半酣，这样醉后犹可悠然细品酒中深味与生活理趣。这便是陶氏之酣，如同细尝陈年老窖的真淳，半酣即可。和陶渊明一样，李白也离不开酒，他高兴时要喝酒，不高兴也要喝酒；见朋友要喝酒，送朋友也要喝酒；有钱要喝酒，没钱时典衣卖马也要喝酒，连他都自嘲“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但是陶渊明的“半酣”和李白的醉酒相比，可谓相差甚远。 “日日醉如泥”，李白可不满足于半酣之态。他喜欢“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赠刘都使》）、“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的酣畅淋漓、倾山倒海式的痛饮，他常常是醉到“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篱。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鲁中都东楼醉起作》）、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醉得不省人事。他却是以此为乐，“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或许对于李白来说，只有酩酊之醉才能陶陶然把人世的机巧之心一扫而空，才能享有难得的一时的淡然与恬适。

任真与疏狂。如果说陶渊明的饮酒是养性保真，品味其趣；那么李白的饮酒则是尽情尽兴，得其豪放。

醉后，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陶渊明之醉酒，醉出其真率的天性。醉，让其原有的逃避世情的心，化为面向生活困境的豁达，在浅酌微醺中，觅得心灵的一方净土。所以，当他处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的昏乱时代中，乃以“静寄东轩，春醒独抚” （《停云》）来解忧；在惊疑“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饮酒诗二十首之一》）的人生代谢无常中，乃以“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诗二十首之一》）来消融；在深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之二》）的淹留无成中，乃以“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之二》）来自解。戴建业先生将陶渊明这种饮酒精神归纳为“任真”。“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庄子·齐物论篇》），任真者，可谓顺其自然而忘是非。即不管做什么事，全凭自己的内心去做。“任真”是陶渊明最突出的性格特点，而这种特点也反映在他的饮酒之上。“他嗜酒，也是性之所好，不愿多家克制。他曾经以自嘲的语气咏《止酒》，其中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他‘不止酒’的原因无他，仅仅是‘情无喜’、‘不乐’。”（赵丽《浅论陶渊明之任真》）这全然是一个任真之人，正是这份“任真”使诗人无论是在丧乱相寻的时代，或是在幻化无归的仕途人生，或是在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的交战下，一一以“酒”来吞饮承担，以“醉”来消融醖解，终于化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的生命境界。相对而言，李白醉酒则是另一种情态。李白性本傲诞，在醉酒后更是狂放不羁。在《襄阳歌》中诗人日暮归来，乱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然而他李白毫不在乎，说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这是一个天真烂漫、放荡不羁的醉汉形象。在醉中，甚至他可以“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可以“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可以“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 宣州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御》）。他在醉中恃酒使气，使力士脱靴，贵妃捧酒；他借着酒力，大骂朝中李林甫一类权贵是秽点，是“苍蝇”，是人所不齿的“鸡狗”和“得志鸣春风”的“骞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讽刺高力士一类的阉宦是“盗跖”（《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四）一类的人物。他甚至指斥晚年昏聩的唐玄宗为历史上的昏君“殷纣王”和“楚怀王”（《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这是一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士，一个傲世轻俗的放浪形骸的谪仙人。

   “隐”与“仕”的矛盾。关于是“隐”还是“仕”的问题，陶、李二人都存在矛盾，但二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陶渊明为何醒而醉、醉而醒、醒而复醉，主要原因在于他内心的矛盾，而这份矛盾很大一部分是他对“隐”与“仕”的徘徊犹豫。陶渊明这种“仕”“隐”思想的矛盾，在《饮酒》诗中还有许多地方流露出来。如第十九首他承认自己“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只因为“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因而才“拂衣归田里”的。第十六首中也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因为“淹留遂无成”这才回家来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平凡的农村生活。李白为何宁愿长醉不复醒？因为他有着满腔为国报效的热血，但是壮志难酬，这是他欲“隐”的重要原因之一。叶嘉莹在《迦陵谈诗·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中写道：“太白乃是一个以其不羁之狂想，终身腾跃于种种失望与愁苦之中的天才。他既失望于世，而不能弃世，既不能弃世，而又怀有神仙之向往，又明知其不可信而不可恃。”缘于人生理想的廓落无成与彻骨的寂寞之悲，他只有藉沉醉不复醒摆脱“误学书剑，薄游人生”的落拓沈哀，故有“抽来饮酒三千担，寒灰重暖生阳春”（《江夏赠韦南陵冰》）、“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春日独酌》其一）、“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友人会宿》）之饮。

陶渊明的饮酒尽管也有逃避浊世，借酒浇愁，化解胸中块垒的时候，但是陶渊明和李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陶渊明醉后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归隐”。 在《饮酒》其九中“田父”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实际上是要他改变自己的性情，出去做官，融入到“举世皆浊”的社会中，适应当时黑暗社会的需要。但是对诗人而言，他本身刚正坦率的性格使他看不惯官场中那种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种种丑恶现象，也不愿意与那种“禄蠹”为伍。因此，他宁愿“一士常独醉”也不愿意回到是非颠倒的官场中去，即使已经酩酊大醉，也要“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李白虽向往隐居，且一生不断有隐居生活，如青少年时代在蜀中匡山，出蜀后先在湖北安陆，后中年隐居山东徂徕山，五十多岁时暂隐庐山。但是诗人李白强烈的用世之心使之未能真正安心隐居，即使暂时隐居也是身隐而心未隐。尽管他高呼着要“且放白鹿青崖间”（《梦游天姥吟留别》），但他一生念念不忘的还是“若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赠钱征君少阳》)，他的隐居只是终南捷径而已，要实现济苍生的夙愿，他根本无法离开官场。

陶渊明之醉，仅有半酣；陶渊明之醉，醉得任真。半酣是任真的表象，而任真是半酣的原因。又因其任真的本性，所以他能在内心的矛盾中坚守自己的精神追求，回归于自然。李白之醉，是烂醉如泥的酩酊，是尽情尽兴，得其豪放的畅饮，醉后更显其狂傲不羁。因其本是豪放不羁之人，其饮酒必是酩酊之醉，而烂醉如泥后更能尽显其疏狂。其狂放本性使他一方面傲视世俗，另一方面也容易得罪权贵，可偏偏他又不是“蓬蒿之人”，他注定是无法离开官场的。因此李白是无法摆脱得了内心矛盾的。

参考文献：

[1]逯饮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郁贤皓.李白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3]鲁克兵.执着与逍遥——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4]葛景春.李白研究管窥[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5]龚鹏程.古典诗歌研究彙刊[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陈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