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昨天列席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分组讨论时说，目前中国居民收入方面的调查是城乡分开的，基尼系数也是城乡分开的，发布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有待于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

　　会上，李毅中、厉以宁等委员发问，为什么不公布基尼系数。马建堂回应说，中国居民收入的调查是分开搞的，对城镇居民调查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调查纯收入，指标不完全一样，基础数据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计算全国统一的基尼系数。即便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后，由于城乡差距较大，全国基尼系数会既高于城市基尼系数，也高于农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由于收入调查涉及隐私，所以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误差与生俱来。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指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指数却没有发布。由于基尼指数关乎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因此它备受民众关注。那么国家统计局为啥迟迟不公布城镇居民的基尼指数呢？其实由于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或者数据存在巨大误差，导致依据目前城镇住户调查算出来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偏低（2011年仅有0.33）,而即使一些国内学者用最保守的算法,我国城镇基金指数也已经超过了0.445。

     肯定会有人问，为啥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可以年年发布（2011年0.3897）,而一涉及到城镇居民收入统计数据咋就这么难呢？其实农民收入数据获取相对比较容易,过程也很“阳光”。无论是那些“做一天算一天收入”的数亿农民工，还有在家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汉，通过相关途径获取其收入信息，或者按市场价格测算其收入状况，一般不会太难。

     相比之下，高收入阶层中包含了社会精英阶层，包括了国家公务人员，虽然许多政策规定出自这些阶层，虽然按道理来讲，他们最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但要想弄清楚他们的实际收入状况，实在太难。表面上看，许多人的正常收入（工资单或加班费）并不很高，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获取大量的“灰色收入”，而为了“避税”高收入群体均对此守口如瓶，不愿公布。据著名经济学家王小鲁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主要与这些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如果“灰色收入”数据计算入基尼指数,恐怕其数值绝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基尼指数0.33，据联合国测算中国基尼指数已突破0.55。

     不仅如此，庞大的公权群体享受的交通、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红利”也极为惊人，尽管有些“红利”大都并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发放到个人手中，但会大大减轻个人开支，而由于这些人获得的所谓“红利”占据了很大一块国家财政支出资源，相对而言，国家在广大纳税人身上投入的就会有所减少，而为其最终买单的人则是纳税者，其中也包括享受不到“体制红利”的农民群体。从这两方面一看，要想让统计局拿出高收入阶层真实的收入状况，即使其有此心，恐也力不能及。

     中国基尼指数体现的是当下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这倒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个人能力有强弱，自然收入也会有差距，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而是“收入不公”则最为人们所诟病。具体体现为经济自由度过度，居民增收空间受限制。行政垄断帮助垄断国企牟取暴利，限制民营企业在能源、电信、交通等高利润行业的准入。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还是面向工薪阶层，而对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征收较少；征地制度上的不公，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补贴城市化的建设。 

     国家统计局以各种托辞,不公布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但这无法掩盖中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扩大的现实。我国基尼指数扩张主要问题并不是“收入不均”，而是“收入不公”，民众普遍对收入分配存在不公平感。2006年香港的基尼指数也达到过0.533,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但是香港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尤其侧重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高收入群体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纳税责任,所以香港当时贫富差距虽大,但社会矛盾并不大。我觉得，除了统计部门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外，社会监督机制必须要同步发力，让那些隐性收入显性化，清理并杜绝那些不合理特别是违反政策规定的收入，要做到“收入可以有差距”但是“收入分配必须要公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