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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种叫“鱼精蛋白”的“独门”救命药缺货引起了社会的恐慌。9月10日下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告诉媒体，牵扯到药品断贷的事情应该是国家食药监管局负责，而国家食药监管局新闻办主任则出面澄清，上海第一生化突然停产“鱼精蛋白”一事，完全属于企业的市场行为，根据目前的药品注册法规，一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继续生产这一药品，没有相关约束规定。

     “鱼精蛋白”这种药用于心脏手术中采用体外循环的患者，术后必须使用鱼精蛋白，无其他药品可替代，所以说“鱼精蛋白”又是一种“孤儿药”，目前虽有三家公司拥有“鱼精蛋白”的生产批文，但其中有两家公司的产品目录里早就没有该产品的踪影，目前全国范围内生产“鱼精蛋白”的企业一度只剩下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一家。一种“独门”救命药全国只有一家企业生产，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极强，随时都会转化成现实的危险和慌乱。

      如果一种获得批文的药品生产、停产成了企业的自由，政府没有法定的长效干预机制，那么，药品生产企业势必就只会把目标放在利润上，当生产某种药品利润极低甚至无利可图之时，药企停产这种药品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要指望药企会从大局出发，考虑社会公众利益，这就是“鱼精蛋白”眼下困境的根源和一些物美价廉的药品频遭“降价死”的原因。

      尽管之后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另一家有生产批文的企业近日恢复“鱼精蛋白”的生产，但因其生产数量有限，仅供应北京地区，所以短期来看“鱼精蛋白”难解断炊之困。监管部门临时性的干预只是匆忙的权宜之计，而且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据分析“鱼精蛋白”虽然广受患者欢迎，而药厂不愿意生产的根本原因是——药价太低。一支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卖十几元，这一售价一直维持几十年，这期间，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经销成本等无一不暴涨，低薄利润之下，药企自然缺少生产积极性。

      对于药品价格，我国采取了行政管制政策，许多基本的常用药物，价格不仅被严格控制，而且还不断下调。价格管制意在抑制药价上涨，其初衷当然很好。不过，从近些年情况看，价格管制并不能惠及于民，而且“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过去一些常见的特效药只要一进入药品价格管制名录中，药厂就停止生产，然后改头换面，旧瓶装新酒，再给药换个别的名称重新上市，这样就可以使药企保证一定的利润。所以靠行政手段来控制药价在中国效果不显著。

     还有，这场“救命药全国性缺货”暴露出相关部门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重大纰漏。而这，表面上看与相关部门的责任心和敏感意识不强有关，但深层次看更源于体制上的弊端。例如，根据相关法规，一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继续生产这一药品，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规定；药品的多头管理制度极度混乱：必需的药品储备是由工信部负责，食药监管局只是负责药品生产的审批、质量安全等方面，卫生部门则负责药物的使用，如此一来，很容易导致各部门互相扯皮，这才是类似救命药断货事件频频发生的根源，我觉得政府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发生之前，建立一个统一的应急预警管理系统。

     药品的市场供应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利益，药品的价格还关系到民生利益，所以说药品不是普通的商品，而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很多特殊商品，国家都应有法定的干预机制，所以药品生产不能一味跟着市场感觉走，卫生部、食药监等部门也应向药品生产环节伸出三只手，其一，要有预警机制，对全国药品供需密切监控，如发现某些药品尤其是重要药品生产量明显下滑，不能满足需求时，要及时发布警报信息，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其二，“独门”药、“孤儿”药停产报告机制，监管部门应专门对“独门药”、“孤儿药”生产情况进行梳理，建立档案，药企准备停产此类药品时，应提前申请，监管部门在对其进行评估后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其三，特殊药品定量生产补贴制，对一些生产利润低的常用廉价药、“独门药”监管部门应该给予财政上的补贴，并规定按期设定最低生产限量，坚持做到既维护民生，又兼顾药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