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在公布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前夕，调整了CPI的权重构成，这也是我国自2001年计算CPI定基价格指数以来，第二次进行基期例行更换调整。调整后的CPI权重构成，较之以前，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居住类权重提高4.22个百分点，而食品类权重则降低了2.21个百分点。有专家认为：这样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隐瞒中国的真实通胀压力。但是我觉得CPI权重构成的结构调整对于物价的真实反映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以北京为例，近年来，由于房价上涨，通胀预期加大，城市中心区的房租也随之上升，很多人不得不搬到越来越远的郊区居住，如昌平、通州、大兴，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返途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而罪魁祸首却是在过去的CPI统计中不仅漏掉房价，还把居住类（房租）的权重压得太低。

   “十二五”期间，中国通胀形势严峻，压力犹存。政府抗击通胀必须从抑制房价入手，在既定的CPI统计制度下，让已经降低权重、可能会继续走高的粮食与食品类价格回归市场，与此同时，对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房地产行业，通过颁布并严格实施政策组合拳挤压掉泡沫，让已经提高权重的房价回归理性。

    我觉得，中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产品市场上长期的贸易顺差，加上央行信贷泛滥造成国内流通领域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二是结构性通胀的趋势加重，工人工资、原材料价格、土地成本都呈上升趋势。三是石油价格上涨带动大宗商品上涨，造成了国内的输入性通性的压力增大，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助推了一系列价格泡沫。而我国政策采取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难以消除通胀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若要有效抗击通胀，政府必须下大决心、着眼于经济基本面的调整：让工人工资、能源价格、土地成本以及自然延伸的粮食和食品价格走向，顺应市场的规律，该涨的涨；让带有浓郁投机色彩的房地产市场挤出泡沫，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

　   迄今，北京市三环附近的新建商品房价格平均约为4万—5万元／平方米，这一数字在2007年仅约为7000元，房价三年的时间里翻了6—7倍。在如此明显的数字对比面前，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否定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特征和泡沫了，以至于有人开始呼吁“卖了北京、收购美国”，北京的房价总值是美国GDP的2倍。我认为，房地产业不是经济的主导产业或说支柱产业，房地产繁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绝对不会是原因。因为，没有谁会相信，一个国家或地区仅仅通过买卖土地和房子就可以实现经济腾飞。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城市，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就业和创业机会很多，才会增强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竞争力，进而凝聚更广范围内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房地产市场才会因此而繁荣，并非相反。不能把住房过度商品化，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为了立锥之居而挣扎奋斗的年轻人仍占多数，当住房这种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年轻人传统的价值体系容易扭曲。此外，近年来绝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都是与土地征收补偿、房屋拆迁安置等密切相关，直接增加了政府“维稳”的难度和成本。

　　近来，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居民基本的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完全抛向市场。比如，政府承诺2011年全国要建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要求各省各地签下军令状，同时接连出台以“限购令”为主要特征的打压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旨在抑制房价。从过去的1—2个月来看，政策实施效果不太理想，京、沪、穗、深房屋成交量出现下降，但价格仍然高企，究其根源，在于市场上的买卖双方仍然怀疑政府打压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和勇气，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每一轮政府出台打压政策过后都是新一轮的房价攀升期，多空双方处于长期对峙时期。

    此外，“限制购买”从某种程度上是“制造稀缺”，一旦限购取消，房产交易量又上升，高房价并不能得到彻底根治，一定要让消费者从“不允许购买”到“不愿意购买”转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组合能够有效抑制房价、进而抗击通胀，那就是对当前的房产税收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保持政府从房地产市场交易中获取的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取消所有交易环节的税收，等量转移到住房持有环节，对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征收房产税。这种做法，既会堵住那些借“政府增税不利于民”之类的说辞否定房产税说法，又会在短时期内扩大市场供应量，有效抑制房价。如果房地产泡沫不破灭，政府要想遏制住通胀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房产税的开征，则是拉开了分税制改革的帷幕，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的束缚，一心一意的把房价泡沫给抑制住。从同时更重要的是，还会让老百姓坚定对政府抑制房价的信心，利于巩固政府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