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制度缺乏激励，等等。这或许有道理，但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局部，对于多次反复出现的“血荒”，还需要从大历史的角度，厘清其宏观的深层次根源。
       
      献血在中国经历了有偿献血、义务献血，进而到无偿献血的制度演变。有偿献血将血液商品化，很容易解决血液的供应问题，但血液质量控制的风险成本过高。一些献血者冒名顶替，

一些贫困人士反复卖血，遭遇“血头”盘剥等，很不人道。医疗安全、人性和道德都难以容忍血液商品化。因此，本世纪初，中国开始告别有偿献血，从制度上走向无偿献血，中间用义务献

血作为过渡。
       
      无偿献血，有时又叫“捐血”，常被人们当作一种慈善即“献爱心”。但对无偿献血也设计了一种回报制度，即“免费用血”，类似人们捐款的免税。《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

其直系亲属在需要输血时可以免费使用其献出血液量3
      倍的血液。因此，无偿献血的爱心，其基础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守望相助的社会伦理，更重要的还包括人际信息传递、情感信任、利害算计、行动便利程度等现实因素。
       
      目前的无偿献血正处于义务献血后的过渡阶段，转型期种种矛盾开始逐一显现。“血荒”有其必然性。单位分配献血指标的强制力量逐渐消失，献血行为的经济与道德上的意义，献血

者与采血站、医院、用血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需全面重构。公民献血义务的取消，其代价则是政府服务责任的大幅度增长。很明显，献血不靠强制，只能靠政府的公共服务提高水平，从而形

成无偿献血的正面激励及良性循环。
       
      这方面的公共服务至少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宣传和动员应细致入微，要用健康常识打消人们对献血安全的疑虑，要用完善的设施和优良的服务尽可能方便人们献血。其二，必须

保证无偿献血的公益性。血液用品被血站以不同的价格转让给医院，其采血加工成本构成究竟如何，信息并未做到公开透明。其三，必须保障无偿献血者获得回报，离开“免费用血”，无偿

献血的良性运行将难以持久。献血者及其家人在用血中的减免费用过程极其烦琐，障碍重重，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最终“免费用血”在执行中变形为有偿用血，引发信任危机。
       
      对于“血荒”，我们不能笼统地批评公众缺乏爱心，或者把责任推给用血者，推给诸如天气、大学外迁之类的奇怪因素。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在当前的用血制度设计和实施层面的现实环

节，就不难看出，“血荒”之所以出现，其根源还在于公共服务水平严重滞后，无偿献血的政策尚存在诸多漏洞，监管机制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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