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黑压压地走过来，群情激昂地高声唱着歌，挥舞着手臂，目不斜视地快速通过并不宽敞的巷道，与我们迎面相遇，擦身而过......那一刻，空气似乎冻结了，时间似乎凝固了，我整个身体变得僵硬，几乎屏住呼吸，下意识地紧缩在靠墙的角落，用双手护住了妹头。我和他们避免有眼神上的直接接触，却用余光紧张地留意他们步步紧逼的举动，我们进退维谷，有那么一瞬间，脑子懵掉了，我的脑子飞快地盘算最坏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意外，我可以怎么做......就像电影里4倍慢进的镜头，他们整群人“嗡嗡”地掠了过去，走到我们的身后，我仍旧不敢回头张望，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形。

这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贝尤鲁区（Beyoglu），作家费里特·奥尔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小时候居住的地方。仅距离我们一家三口抵达伊斯坦布尔的酒店刚刚不到30分钟。由于房间还没准备好，我们将行李放下，就近去找吃的。酒店前台给我们指了一个商业区，不远，步行大概5分钟。才刚出门，就遇上了这个游行队伍。

很快，另一个路口传来更佳声势浩大的吼声，大批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催泪弹戒备，防暴车排队待命。但看街上的路人神色并不慌张。有几个警察还友好地跟妹头打招呼，腰间别着枪。这样的氛围下，也许是民情请愿吧，我猜想。

但如果我们能够对眼前的局面加以精准认知，我觉得会更加安心。于是，我们决定折返酒店，等待一个明朗化的答案。

我们快速回到酒店，房间已经备好。楼下突然传来队伍行进时的歌声，夹杂着烦躁的喇叭声，我终于敢举起相机，拉开窗帘拍照。阳台的视野绝佳，队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潮水般涌过马路，黄色出租车排队等候，“砰”的一声声巨响，点燃了手里的烟花，烟雾很快弥漫开来，目光随着他们行进的方向所到之处，我心里随之松了一口气——他们，准确来说，都是球迷，去的是酒店对面的一个大足球场，虚惊一场。显然，今晚将上演一场精彩的球赛。

“好吧，现在我们又可以出门了”，我宣布道，指着窗外，“瞧，那里有个公园，还有一大片还没融化掉的雪，挺干净的。我们去看看能不能进去吧。”妹头应声附和，迫不及待。

旁边的“公园”进不去，那是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现了一座小清真寺，背阳处的残雪足够让妹头乐此不彼，了却一桩出行心愿。（暴雪在年三十降临伊斯坦布尔，造成多个航班取消延误，我们年初三抵达，雪一直没化尽，等妹头来到。）妹头的裤子被雪浸湿，回去换了条裤子复出门。

雪后的天空非常澄净，空气通透，这次我们沿岸边散步。妹头站在路牙子上，背对着波光粼粼的金角湾（golden horn），用一曲let it go来表达自己对此地的喜爱。

伊斯坦布尔是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而这活力在我看来，恰是政教分离的政策所赋予的。在土耳其，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

这些，都是拜一个人所赐——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仍可见一些店铺和楼宇悬挂他的肖像。这是在贝尤鲁区所见到的一家印刷品公司印有他肖像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