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累斯萨拉姆等候了一周之后，我们终于踏上回国最后的路程。1980年12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大客车早早把我们送到了达雷斯萨拉姆国际机场，在中国民航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排队等候期间，担心行李超重问题影响登机，我陪同岳队长找到了中国民航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向他说明了中国医疗队回国，行李可能超重的问题，希望他能够给予关照，予以放行。这位工作人员虽然客气的接待了我们，但也始终没有松口。他一再强调不能超重，行李超重要按规定收费。航空公司有航空公司的规定，柜台人员有柜台人员的职责，我们也不好勉强。见疏通没有效果，我们只好听天由命。

    下午三四点钟，终于开始登机了，在办完了其他乘客的登记手续之后，医疗队才最后办理登机。为避免行李过多超重，医生们把零零碎碎的小包裹都带在身上，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最后，虽然部分医生的行李出现了一些超重，但民航的办事人员也没有进一步纠缠（估计他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因为行李超重一些，就不让医疗队的医生登机）。作为翻译，我最后一个登机。坐到飞机座位上之后，我如释重负，心里想到了一句中国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时，已经是傍晚四五点钟。

    坐在自己国家航空公司（那时叫中国民航）的飞机上，听着耳机里播放的中国音乐，看着空姐来往在乘客当中穿行为大家服务，我感到有一种久违的宽心。随着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飞机离开了跑到，缓慢地向上爬升。给我的感觉， 那一天飞机的起飞似乎有些吃力， 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因为飞机的荷载过大。

    飞机起飞后，沿着非洲大陆的东侧，一路向东北飞去，脚下的左面是非洲的原野，右面是浩瀚的印度洋。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的迪拜。飞机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加油。乘客不出机场，在候机大厅等候。这期间，医生们纷纷来到免税商店参观，个别人还购买了少量的首饰。

    午夜时分，飞机重新起飞，一路向东，朝着祖国的方向飞去。虽然已是深夜，但是大家都没有睡意，有的在听音乐，有的在相互低声聊天。每过一分钟， 我们离祖国的的距离就近了一大块，这不能不让人激动。

    突然，由于气流的原因，飞机开始有些颠簸。 广播喇叭随即传来了乘务员小姐的声音，说飞机遇到了气流，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对于这样的颠簸，在来非洲的途中，大家都经历过， 因此，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更没有人恐慌。但是，乘务员小姐的话音刚落没有多久，飞机的颠簸更剧烈了。乘务员小姐再次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而且，她的语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得有些急促。这时大家才纷纷动手系安全带。由于飞机颠簸非常剧烈，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安全带系上。我真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听乘务员的话， 早点把安全带系好。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气流颠簸时间不会很长，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从空姐第一次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开始，飞机一直在剧烈震动,足足有两三分钟。这架势，医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因此， 都有些紧张。我回头看了一眼，有的女医生的脸色已经发白。正在我期待气流的颠簸能赶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机身的震动更加剧了，上下剧烈跳动， 如果不是有安全带，我们早已被甩到空中，撞到飞机的上面。随着持续、强烈的震动，从机身外面传来飞机机翼由于剧烈震动而发出的巨大响声，“咔，咔咔”。机舱里，一个行李箱被震开，几件行李霹雳啪啦地掉落下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险，一向比较沉着、冷静的我开始心慌了。我开始在头脑中快速思考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浩劫，后果难以设想，那一刻，我甚至后悔登机前没有写好遗嘱，万一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亲人没有任何的交代。飞机就这样在剧烈的抖动中又飞行了两三分钟，这期间，机舱里除了飞机震动的声音之外，乘客们没有一点声音，那种寂静，让人毛骨悚然。

    在经历了仿佛一个世纪之后（实际的颠簸时间大约5分钟），飞机终于结束了颠簸。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松了一口气，但仍不敢相信，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真的结束了。

    又经过了六七个小时的飞行， 我们的飞机终于飞回了我们的首都北京。飞机在首都机场一落地，全飞机的乘客不约而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这掌声中包含着多少脱离险境的庆贺，回到自己祖国的欣慰，和即将见到亲人的兴奋！我同大家一样，用力鼓掌，直到双手因用力拍击而发痛。

    随着机舱门慢慢开启，我意识到，我的援外生涯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