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大使馆同柴翻译的家属联系，同意柴的尸体就地安葬。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办理各种出国手续需要很长时间，家属决定不来索马里，委托使馆和医疗队全权处理后事。经使馆和医疗队研究，决定尽快举行柴翻译的葬礼，以便死者早日入土为安，时间定在1979年7月6日，柴翻译去世的第三天。

    1979年7月6日一大早，我同医疗队队长等几人一起，乘坐医疗队的吉普车提前来到了中国医生工作的摩加迪沙医院，帮助在医院大厅布置简单的灵堂。来到医院后，发现先到的医生已经把灵堂布置就绪。停放遗体的病床已经摆在大厅当中，医生们正在为他化妆。

    我三步两步来到小柴的身旁，那一刻，我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能突然醒来，我们像以往那样一起聊天，说话。然而，柴翻译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一动不动。虽然化过妆， 但他的面色仍然十分苍白，完全没有血色，他的双唇紧闭，两只眼睛却睁得很大。站在他的身旁，能够看到他的额头上有一串明显的水珠（冷藏室与外面温差所致），仔细观察，发现他的右侧太阳穴附近有一块向下窑陷，我猜想，那可能就是柴翻译的致命伤。那一刻，泪水不由自主的袭来，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模糊。不知是谁，轻轻地把我拉到了一旁，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告别仪式简单而庄重，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我们都为失去这样一个好同志而感到万分悲痛，几位女医生忍不住哭出声来。中国医生工作的摩加迪沙伯纳蒂尔医院也有不少索马里同事赶来为柴翻译送行，其中还有几位意大利的修女。她们也在伯纳蒂尔医院照顾索马里病人。

    仪式过后，我同大家一起，护送柴翻译的灵柩到摩加迪沙郊区安葬。汽车在沙漠里行进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公墓。公墓就在沙漠当中，四周非常空旷，能看到零星的几座坟墓，有的已经被黄沙掩埋大半。安葬好柴翻译之后，我们在墓前立起一个石碑，上面写着“中国援索马里医疗队员----柴金之墓”。使馆的负责同志，医疗队队长和前来送行的医生，我们大家最后排成一排，站在柴翻译的墓前，一起向柴翻译的墓三鞠躬，默哀。那一天，摩加迪沙上空没有一丝云彩，火辣辣的太阳，高高的悬挂在头顶上，晒得脚下的沙土滚烫、滚烫，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汗水浸透，但是，没有一个人用任何东西遮阳，甚至没有人擦汗。大家默默地地站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最后，还是医疗队队长发话，大家才恋恋不舍的上车离开。

    我们的好同志，好朋友柴金，就这样永远的长眠在索马里的沙漠之中。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国际主义的精神，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贡献给了中非友谊的崇高事业。我永远怀念他，我的小老弟， 柴金。

    1980年7月6日，医疗队组织祭扫陵墓，我随几位同志再次来到了柴翻译的墓地。由于风沙的流动性很大，一年时间地形改变很多，去墓地的路十分难找。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最终来到了沙漠中的那一片公墓。几经寻找，才确认了柴翻译的墓地。望着眼前几乎被黄沙全部掩埋的陵墓，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以往每一次来首都取信，　大家都高高兴兴，医疗队大院里欢声笑语不断，整个医疗队就像过年一样。然而这一次，医疗队一片哀痛。那是我援非三年中最黑暗的一天。

    接下来的两天，我紧张的准备向索马里卫生部呈报的文字报告，报告写好后，经医疗队审核，译成英文，然后再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正式文稿。7月8日，我陪同医疗队邹队长来到索马里卫生部，拜会了部长，当面汇报了哈尔格萨医疗队的工作，并呈交了中国医疗队工作报告。部长对中国医疗队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并代表索马里政府一再对中国医疗队表示感谢。但是，无论如何，我都高兴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