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及时采访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新闻，以便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报道，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共同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派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记者常驻世界各地，现场报道重要消息和重大事件。无论在硝烟纷飞的战场前线，在巨大自然灾害的核心地带，还是在其他任何重大事件的现场，都能看到一个个记者的身影。新华社也不例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新华社就向索马里派出了自己的记者。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度我曾十分羡慕记着的工作，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当一名新闻记者。但是，我当时能够看到的，只是记着光鲜的一面，对记者可能面对的困难所知甚少。实际上，记者的职业非常辛苦，常常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把重要事件的新闻在第一时间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点，直到我在摩加迪沙遇到新华社驻索马里记者，并同这位记者逐渐成为朋友之后，才有所了解。

    一次在使馆汇报工作，刚好碰到当时新华社派驻摩加迪沙的记者，他也到使馆汇报工作。这位记者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十分文静，十分干练，一副江南才子的模样。同他一聊，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朱世达。我的判断没错，他的确是南方人（记不清了，好像是上海人），学英语的，由新华社派来摩加迪沙，已经一段时间。由于年龄相差不多（我比他小六七岁的样子），又都是学英语的，有共同语言，所以，两人越聊越近乎，很快就成了朋友，他还约我到他的驻地聊天。

    一天下午，朱世达带我来到了他的宿舍。具体的地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的房间不大，室内一张单人床，床下放着一只皮箱，一个不大的写字台，桌上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几本英文字典和一些新华社电讯稿，地上一台电扇，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屋里温度很高，虽然电扇在一刻不停的高速旋转，发出呜呜的响声，仍然无济于事，我们两人都不停地擦汗。

    同他聊了一阵才知道，他比医疗队和专家组更辛苦，经常要冒着高温甚至危险（当时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奥加登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外出采访，回到家里还要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收拾房间，一切都要自己动手。除此之外，他还要忍受孤独的煎熬。医疗队和专家组虽然也远离祖国，远离亲人，但身边毕竟还有一个中国人的集体，特别是医疗队，有男医生，也有女医生，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就像一个大家庭。但朱世达只有他自己。记得当年记住外派每期好像是两年，期间没有探亲假，也就是说，朱世达要一个人在摩加迪沙呆两年，每天等待他的，只有那一间不大的小屋。

    朱世达告诉我，近日他计划到索马里北部地区采访，其中主要采访哈尔格萨和伯贝拉，希望医疗队能提供必要的帮助。听说他要来哈尔格萨，我非常高兴，满口答应。得知我临来索马里没有带够英文字典，临走时，他还送给我了一本韦氏英语字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那是一部英英字典，十六开，蓝色布面精装，1960年版，上面还盖有“新华社摩加迪沙分社”的蓝色英文印章。封四的另一个蓝色印章显示，这本字典是在九龙“天利行有限公司”购买的。至今，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字典，并时常使用。每次翻阅这部字典，都会勾起我对那一段往事的回忆。http://s14/middle/62a617fat9e3dbcbcda8d&690

 http://s5/middle/62a617fat9e3dc3431f34&690

    几天后，朱世达乘坐索马里航班来到了哈尔格萨。他在这里停留了两三天，吃住都在医疗队。期间参观了哈尔格萨市医院、邮电局、书店等单位，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其中包括采访几位意大利专家（他们当时正在哈尔格萨帮助修建总长135 公里的哈尔格萨---博拉马公路），去了港口城市伯贝拉，我全程陪同。一天晚上，正好赶上当地影院放映印度电影，他随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但是，记得那一部电影十分庸长，很没意思，所以中途他便拉我出来观看哈市夜景。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80年代末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曾几次试图联系朱世达，头两次，新华社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国内，后两次再找，就说他已经退休了。根据我的估计，他现在应该70岁上下，身体应该非常健康。真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再次见到他。可惜的是，当年我同这位在索马里结识的朋友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