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到达哈尔格萨不久的一个周末，索马里医院负责人突然造访医疗队驻地，带来两辆大英吉普车和两位荷枪实弹的军人。医院负责人说明来意，称日前埃塞俄比亚空军扫射了索马里边境的一个村庄，造成当地平民伤亡，其中一人腹部中弹，生命垂危。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而伤者伤势严重，无法转移，希望中国医疗队能前往当地医院实施手术治疗，派来的军人负责保护中国医生的安全。依稀记得，那个边境村庄在一个叫做博拉马的城镇附近，位于哈尔格萨市以西，距哈一百多公里，路上要行车两个小时。

    说到两国的边界冲突，有必要简单介绍当时的一些背景情况。从1977年开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就奥加登地区（又译欧加登）的归属问题，进行过一场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奥加登地区位于埃塞俄比亚东部，处在索马里地图7字型的拐角处，此前归属埃塞俄比亚，但那里的多数人口为索马里民族。那一带是海拔500 多米的高地，十分贫瘠、荒芜，但据说探明有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为了争夺这一地区，双方都动用了大批军队和重武器，战争十分惨烈，伤亡巨大。战争于1978年结束，以索马里失败告终。中国增派的医疗队到达索马里时，这场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场给交战双方都带来重大伤亡的战争过去几十年了，至今那里并没真正开采出一滴石油。由于当时的信息渠道十分匮乏，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并不清楚。

    对于医疗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去，怕有不妥。一方面中国医疗队是民间医疗队，不便介入两国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此行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人生安全没有保证，一旦出现问题，无法向使馆、医疗队总部和国内家人交代。不去，似乎也不妥，病人生命垂危，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请示使馆又不现实，当时根本没有有效的通讯手段。紧急情况下，医疗队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如何处理。

    会上出现明显对立的两种意见，每种意见都有他们的道理。后来，经过短暂的讨论，还是决定满足索马里方面的要求，派遣两位医生前往，我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当时主要考虑，我们是医生，我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伤者在奥加登边缘地带，不是主战场，那里虽然属两国边境，但是在索马里一侧，而且伤者又是平民，如果不去，恐给医疗队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我们天真地认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都是中国的朋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也有医疗队，这种医疗救护，双方都应该能够接受。

    事后仔细想来， 那次作出冒险出诊的决定还是比较草率的。记得我也是主张出诊的人之一，现在回忆起来，除了正面的理由之外，我个人似乎也有一点好奇和冒险的心里。实际上，当时反对出诊的意见是正确的。毕竟是两国交战， 真枪实弹，万一当天那里再次遭遇埃塞俄比亚飞机的轰炸（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出现人员伤亡，将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给医疗队，中国大使馆，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战地医疗队，完全没有到前方抢救伤员的义务。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陪同两位外科医生上路了。讨论会上曾有医生提出，应尽量少去人，非必须的外科医生不去。我理解同志们的好意，但是我是医疗队的翻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退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并不是说我们如何高尚，觉悟如何高，只是一种基本的大局意识和朴实的责任感。

    天色已晚，那辆部队的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开的飞快，车后扬起黄色的尘土，正好冲向我们后面的汽车。没有多大功夫，我们车上的几个人都成了黄色的灰土人。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来到了一所当地的小医院。两位外科医生迅速洗漱、消毒后，立即进入手术室。手术室，外许多人在焦急的等待。人们一方面为伤者担心，同时唯恐埃塞俄比亚飞机随时再次来袭，不时抬头向空中张望。期间，陪同我们的一位军人用手电筒指给我看身后的一棵大树，树干上面显示多个很大的弹孔，其中一些子弹没有打穿，深深地嵌在树干里。我看到，弹头的直径很大，足有五六厘米，估计是一种口径很大的机枪。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一幕仍然能够清楚记得，仿佛就在昨天。

    两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两位医生摘下口罩，露出遗憾的表情。由于伤者伤势严重，距离手术时间已过长，手术未能成功，病人不幸去世。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返程的路，看得出来，两位医生都感到十分沮丧。我简单安慰了几句，然后大家都陷入沉默。一行人回到医疗队驻地，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尽管没能成功抢救患者的生命， 但是， 中国医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了索马里人民。事后索马里有关方面专程来中国医疗队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