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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罪之身，回家过年

2017年1月26日，除夕前一天，赵女士“非法持枪案”二审宣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对于这个结果，大家普遍感到欣慰的同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她可以回家过年了。

一个人“可以回家过年”，确实令人欣慰，那意味着自由、团圆。

尽管如此，赵女士还是有罪之人。判三缓三，就是判刑三年，暂不执行，给予三年的“考验期”。法院没有枉法，按照法律，确实“可以”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当然，也可以缓刑。所以，有人说，判三缓三，是最好的结果。

面对这个最好的结果，还是有些隐隐的觉得奇怪——赵女士对这个社会是无害的，为什么有罪呢？答案是，法律就是这样。所以，赵女士的律师对这个结果，既遗憾又欣慰：“我对判决赵春华有罪，表示深深遗憾”，但“世事复杂，有时能争取到打折的正义，也不容易”。

是的，正因为世事复杂，这件事我不打算展开说了，我就表达一个无关痛痒的抗议吧——我抗议媒体和网民把赵女士称为“天津大妈”，人家是一个53岁的女性，这个年龄，如果进政 治 局，还很年轻呢；这个年龄，如果当大老板，还年富力强呢。即便是仅仅作为女性，年近50岁的邓文迪还正与小鲜肉谈恋爱呢。就因为赵女士是一个底层的草根，53岁，就成了大妈。这个称呼，看似亲切，实则是歧视。

好吧，这篇文章不是谈赵女士的，而是谈回家过年的——仅仅是因为可以回家过年，就使得对赵女士的判决显得充满温情，这说明“回家过年”这四个字很有魅力。

不过，这四个字对于我而言早已经“祛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回想起来，我已经有好多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第一次在外过年，是2007年的春节，掐指一算，10年已经过去了，一方面觉得时间飞逝，一方面觉得，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对老家越来越冷漠的人。

这么多年不回故乡过年，我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对老家“失去感情”的人?没有正当理由，却有些借口：

比如，回家过年，会“损失尊严”。若干年前大学时，挤春运火车，人太多，被挤进了火车的厕所里，那个小小的厕所里大约挤了６个人。春运的火车上，气味本来就难闻，加之在厕所里，那种窒息感，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忘不掉。好在路途不远，到站时我是从车窗里爬出去的。那时候，如此挤在火车上，是缺少尊严的。从此，我对春运心生畏惧。

比如，回家过年，会给国家“添乱”。大概是2006年的春节，火车票依然极为难搞，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张，那趟车并不经过我的家乡。我需要在一个距离我家三四百公里的城市下车，然后再换乘汽车。我记得那天还未亮，到达了那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去找长途汽车站。那些年，春运是一个热门新闻话题，甚至出现过有人在火车上因为太挤而犯癫痫病，跳车摔死的事情。新闻上，讨论来讨论去，总感觉国家虽然很努力，但仍然解决不了春运的问题。我就觉得，去挤春运，就是给国家添乱。

比如，回到故乡，会感觉很“无聊”。历尽辛苦，终于回到家里，见到了曾经熟悉的人们，却发现几乎“无话可说”。离开故乡的时间越久，与故乡的亲戚、同学、朋友越没有共同语言。我尤其不喜欢串亲戚，而这又是春节的主要事项。总感觉，大家坐在一起，拜访别人和招待别人，像是一项难堪的任务。我深深地感到无聊，然后，想着返程还要面临的艰辛，实在无法沉浸在欢乐祥和年味里。

然后，在回家过年这件事情上，我就偷懒了。我可以平时抽空回故乡，可以把父母接到我身边过年。这种偷懒，让我远离了不喜欢的热闹，这种偷懒，成了习惯，这种习惯，成了冷漠——我当然也知道，人生的很多热闹，不必看透，因为一旦看透就没有意思了。遗憾的是，不慎“看透”之后，就回不去了。

总之，以我的经历而言，我不觉得经过艰苦跋涉、为国添乱、一群人无话可说地坐在一起的“回家过年”是一件多么温馨美好的事情——甚至可以说，那些不愉快的因素，让我对回家过年失去了兴趣。我并不觉得这样好，我也想像很多人那样因为回家过年儿兴奋幸福，遗憾的是，“价值观”一旦形成就难以纠正了。

也因此，当我看到赵女士的判决结果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欣慰她可以“回家过年”。我欣慰的是，她不用在监狱里服刑3年了。但在除夕到来的前一天，拿到这样一个判决，确实给这个判决平添了枪口抬高一寸的温情。至于，这是真实的温情，还是幻觉的温情，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因人而异。我的感受过于“奇葩”——只要不是戴罪之身，在哪里过年，并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