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京华时报要做一个特刊。受命写了一篇作文：

 

 

我给自己的“封笔之作” 签字画押

2003年的3月到9月底，我在《京华时报》做过半年的“热线记者”。迄今为止，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辛苦也是最“闪亮”的一段日子。当年9月下旬的连续多日的“四六级考试泄题事件”追踪报道，尤其难忘。

当年由于“非典”的缘故，四六级考试推迟到9月20日。次日，有参考学生给打来电话反映，称考前一天晚上在北京某高校的一次收费培训中，大比例地“点中”考题。接到这条线索后，我联系到这位考生并立即赶到这所学校。

由于没有找到较为可靠的证据，我写了一篇《学生惊讶考前“押题”太准》的简短新闻，刊登在9月22日的热线新闻版上。

该报道次日引起考生的普遍关注，以至于京华时报在京城高校出现了脱销情况。也正因此，我得到了更多的线索。某高校一位学生更是向我提供了那次培训的现场录音，提供培训的那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也找到报社向我拍桌子“含冤”。由于录音相当清晰，我将录音中的部分内容写到了次日的追踪报道中。

追踪报道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对于热线记者而言，平时采访政府部门是很困难的，而此次北京市教委的相关官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提供录音，以便调查此事。

9月24日，应北京市教委的“邀请”，我将录音证据带到教委。同时受邀而来的四六级英语北京考试中心主任杨庆午先生，现场对录音进行了初步鉴别，并认为录音中的讲课的老师极有可能在讲课前见到了考题。这样，泄题的猜测基本成为事实。

随后，提供培训的那家培训机构也被查出，是外省的一家培训机构，根本没有在北京注册；教育部也表态调查此事。

至此这一事件的报道告一段落。9月底，由于个人发展的原因，我离开了京华时报。我做热线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并开始投入新的工作。这一追踪报道也成为我做热点据车的“封笔之作”。

不料，数月后，当我正在另外一家单位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两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找我谈话。当时我一阵紧张，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自己是否曾经违法乱纪坑蒙拐骗贪污受贿。

这一男一女两名检察官相当客气地告诉我，泄题事件已经到了起诉阶段，检察院正在搜寻证据对那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起诉。

男检察官“咨询”，女检察官记录。我向他们详细回顾了采访经过。大约半个小时候，那位女士让我阅读一遍谈话记录，并要求我签字画押。这是迄今为止，我惟一一次向检察院奉献我的指纹。

直到这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文责自负”。我知道事情已经闹大了，既然我都逃脱不掉签字画押，何况涉嫌泄题者。大概又过了数月事件，我在京华时报看到消息，泄题者为他所做所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半。回想起来仍然难忘：难忘当年在北京市教委另一家媒体的记者说，京华时报的热线真厉害，居然能搞到录音；难忘当年在我的同事，作为编辑的辛欣同学，每天督促我追踪报道。
至今，我从事新闻工作快6年多了，做热线记者仅有半年。这段“京华热线”生活，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浅。那是辛苦而闪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