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读到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英国公使马嘎尔尼的通商请求，心头总会浮起遗憾和疑惑的迷雾，遗憾的是中华帝国错过了融入世界秩序的机会以致积贫积弱，疑惑的是为什么当时我们的帝国与世界秩序格格不入？

1、世界本非如此

其实世界并非本就如此，而是以欧洲国家秩序为基础，各方角力演化的结果。古罗马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骁勇善战，开疆拓土，统治了大量的行省，建立起了以罗马为中心的欧洲秩序。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垄断了信仰与文化，也分享了世俗权力。彼时领主林立，国土臣民如同私产；宗教和政权的二元化结构，使得宗教完全穿透国界，形成以东西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欧洲秩序。

我们所熟知并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秩序，脱胎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对信仰的垄断，也引发了持续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血腥残酷，生灵涂炭，各国元气大伤。于是痛定思痛，几百人分别于两地历时数月，达成了关于欧洲秩序的共识，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就是“以国定教”，各国有权自行选择宗教信仰。世界舞台上，主权国家是最高权力主体，各国平等交往，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此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面临过几次挑战。法国大革命引发了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拿破仑无视规则风卷残云收拾了欧洲诸国，两次世界大战蔑视了一切边界，冷战两方阵营剑拔弩张险些擦枪走火。最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凭借其超强韧性，仍然成为了世界秩序的核心框架。

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推行威尔逊主义，主张民族自决，使一大批小国以单一民族建国，发展和补充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当下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格格不入的估计是伊斯兰世界。严格奉行教义的几个国家，拒不承认国家主权，从未放弃征战“征伐之地”，从未放弃将全世界改造成伊斯兰之家，只是眼前的实力实在不允许。

2、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再来看我们中华帝国。我们历史以来就没有负责外交的部门，只是让礼部负责一下各国来朝礼仪方面的安排，因为我们从来就不需要外交；也没有负责外贸的部门，只是搞些进贡和赏赐的活动，因为我大中华啥都不缺。为啥会这样？

首先是我们的“天下观”。我们从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我们是居于世界中心的中央之国，附庸藩属众星捧月，化外之地也万众向往，我们的皇帝理所当然是文明世界的共主，承担教化万民的千钧使命。那些不被华夏文明感化的疆域，则是仇敌和蛮夷。至于可以对等对话交往的国家，那是不存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宋辽可能有些接近了，但显然那是权宜之计而非外交战略。

其次是我们的“朝贡体系”。我们历来重农抑商，朱元璋恨不得把百姓都种在地上，对外贸易那更是不屑一顾的。虽然咱富有天下，但是如果邻邦不远万里前来朝贡，我们还是欢迎并将加倍赏赐的。于是“朝贡体系”成为了对外贸易的变种，商人们以朝贡的名义，开展了远距离的商品贸易。

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和贸易，那是我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因此乾隆在国书中结结实实地教育了英国这个番邦一通，对他们向往华夏文明表示赞赏，对他们妄图平等交往嗤之以鼻，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晚清外交出尔反尔，时而睥睨天下目空一切，时而猥琐卑微贱如尘土，始终无法不卑不亢对等平视，似乎也是事出有因的。

民国之后，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融入并参与世界秩序。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更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精炼总结。如今我们正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下谋求世界多极化的均衡，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试图参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底层逻辑。毕竟，世界秩序底层逻辑和底层规则的博弈，是超大规模国家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