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说的“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要对庶人傲慢无礼，而是指繁琐的程序没必要在底层人民中恪守。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也不是社会变得野蛮粗俗了，而是没有按照儒家礼仪行事。这个“礼”指的是儒家礼仪，也是儒家仁义内核的最重要表现。

礼仪的本质是秩序。周朝分封诸侯，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家国一体，家事即国事，家的秩序即国的秩序，齐家即治国。秩序的核心在于以合理的形式确立尊卑长幼，尤其是在大型复杂的活动期间。《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君必须亲自负责的就是祭祀与战争。祭祀中，家庭成员几乎悉数参加，场面宏大，这也难怪，儒家在祭祀方面有着令人发指的苛刻礼仪，这是主战场嘛。孔子坚信，贵族的家庭成员各自遵守相应的礼仪，国人就能各安其位，天下就能大治，这也是他老人家风尘仆仆又苦口婆心地周游列国的原因。

礼仪的更深层本质是“有闲”。凡勃仑认为，从狩猎时代开始，歧视性对比就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生产性业务由下层阶级承担，而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等这些非生产性业务，则被认为是尊崇和光荣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对财富的占有成了争夺荣誉的主要阵地。但是要获得并保持尊荣，仅靠拥有财富或者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能提出可靠过硬的证明，尊荣是通过这样的证明赢回来的。证明的最显著方式就是“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供养不同等级的成群的管家仆役和门客、若隐若现的奢侈品装饰，都是“明显消费”的典型方式；魏晋名士们沉浸在酒精和毒品里自得其乐，估计也有炫耀的成分。而繁复的礼节，则是“明显有闲”的明证。

为衣食操劳的下层阶级，是无暇顾及礼节的，这可不是底层人民能消磨得起的，这其实也是“礼不下庶人”的深层次含义。养尊处优又鄙视生产性劳动的贵族群体，必须要有合适的方式彰显自身的“有闲”以博取荣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需要一定学识基础的礼仪，成了不二之选。新晋的暴发户由于没有学习礼仪的大量时间与传统底蕴，也总是被鄙夷的。

孔子教授六艺，虽有射箭和马车，但是生产性劳动还是要不得的，毕竟“君子不器”；贵族普遍佩戴的叮叮当当的充耳等玉佩，雍容气度背后彰显的是不屑劳作的有闲。古希腊古罗马流行的“自由七艺”，也都是抽象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唐顿庄园里的贵族们，可是连穿衣服这样的劳动也尽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