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巴。妈妈常提起怀我时没什么东西可吃，想补充点营养很困难。父母当时两地分居，爸爸在空军待遇好一点儿，每个月发的一个罐头从来不舍得吃，攒着休假时带给妈妈。那时也不敢通过邮局寄，怕路上弄丢了。

    妈妈工作的和平医院地方大。养猪、养牛、养鸡、种菜，虽然吃不太饱，但食堂也保证一天开三顿饭。战友们跟大师傅说些好话，偷偷到地里拔两根胡萝卜给妈妈吃，也算是补充点儿维生素。最让妈妈难忘的是科里的冯主任。主任生病住院，按规定每天发两个煮鸡蛋，但他从未吃过，都送给我妈妈了。妈妈拒绝，但主任命令道：“你怀着孩子，还要工作，这鸡蛋必须吃下去”。当时冯伯伯家有三个孩子，那个年代大家都有困难，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简单。妈妈常说，越是困难时帮助过自己的人，越不能忘记。每次提到那几十个煮鸡蛋，妈妈都还会很激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后来调入和平医院后，常去冯伯伯家转转，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做的事儿，拿拿药、送一下工资 ......我知道这不足以报答当年伯伯对妈妈的照顾之恩。也许正是那几十个鸡蛋的营养让我能够顺利的出生和成长。   

    想起妈妈提到的一件趣事，现在看觉得有趣儿，其实也是段心酸的往事。最困难的时期医院虽然一天提供三顿饭，但早餐只有粥，晚餐好时有粥，大多是水煮菜，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瓜菜代”。只有午餐每人供应一个馒头。一到周末就只有瓜菜没有粮食了。

   一天，检验科的何叔叔找到妈妈，说牙和下颌痛的厉害。妈妈看了看，牙没什么事儿，但两侧腮帮子都有些肿。妈妈疑惑地问：“是腮腺炎还是浮肿了？”，何叔叔说了“都不是。可能是吃馒头干吃的”。“吃了多少？吃成这样？”，“半口袋”。妈妈十分诧异，“你哪来那么多馒头干？”原来，何叔叔每天早上喝饱了粥，中午的馒头不吃，切片晾上，晚上对付一点瓜菜。等到了周日，将六个晾干的馒头片就着菜大吃一顿。馒头干太硬了，嚼的腮帮子都肿了。他的理论是：反正一个馒头也吃不饱。以其说天天挨饿，还不如周末吃顿饱饭。这个方法迅速传开了，许多人效仿。但要想周末吃顿饱饭是要有坚强毅力的。妈妈说看着窗台上晾的馒头片，想不吃，很难。在妈妈和战友们纪念入伍五十周年的聚会上，何叔叔还无不炫耀的回忆那段往事。说天天看着馒头干咽口水，就是不吃。一想到周末能饱饱的吃一顿，再睡上一大觉（我想平常可能饿的睡不着觉），那可是最美的事儿了。

   我虽然没挨过什么饿 ，但深知粮食来之不易。我们的家教很严，全家老小吃完饭的碗都是干干净净、不剩一颗米粒的。常能看到手脚不便的老爸将碗中最后几粒米送入口中后，又多多索索地将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吃掉。

   可喜的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都能理解长辈们的做法，并将家中的这些好传统、好习惯延续下去。

                  妈妈的工作照。这病人可不是何叔叔。

    妈妈参加查房。右一就是冯伯伯。前一段回医院见到年近九旬的冯伯伯，精神很好，还能自己到银行办理业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