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在研读北大法科先贤——也是法大和东吴法科先贤——费青和程筱鹤师徒过程中，我曾拜访过多位北大法科前辈并撰写了小文《北大法科旧事》（见本博旧文）。

近日，承蒙老同学蒋浩兄厚谊，我于新疆图木舒克收到前辈陈光中老师《陈光中口述自传》（北京大学2024年版，以下简称《自传》）。

书影

《自传》附图

“聆听”前辈口述，有新的收获和感悟。在此翻检新旧资料，重述北大法科（本文“法科”专指1952年以前的北大法学院——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学系和政治学系）往事并求教于前辈、行家和同道。

（一）

先从“北大转学生”说起。

《自传》云：

解放后，我可以留在中山大学，但是按正常情况，我应该回中央大学。解放后，中央大学已经改名为南京大学。我内心还是愿意回南京大学，毕竟南京大学离家近一点。

 就在将回未回的时刻，我偶然看到北京大学发布的招收转学生的通告。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大学法律系理论上也更好，这让我动了心。而且招收转学生就是参加考试，没有其他手续。我就报名参加考试，直接报考三年级。

我不知道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参加转学生考试。但从事后的录取情况来看，三年级录取一个，二年级录取一个，四年级就不招了。

我就是考上北京大学三年级转学生的那个人。考上北大转学生后，我就放弃了回南京大学，直接从中山大学转学去了北京大学。

我以前阅读北大法学院院史，已经注意到1952年以前有“转学生”，但详情不知。陈老师自传提供了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