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7年是朱奇武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耶酥学院没有忘记这位杰出校友，彼得·诺思（Peter Norh）教授发表了深情的纪念文章《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中国之根——回忆朱奇武教授》。作为朱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晚辈，我被纪念文章所感动。

朱奇武教授，翻拍自氏著《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

在此恭录部分文字如下：

1987年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向海牙国际法学院发出联合邀请，请其派遣一批法律人士到北京访问几个星期，一方面举办讲座与参观大学，另一方面会见政府、法律与司法官员，我就是这个访问团中的一名英国成员。整个访问受到荷兰政府的赞助……。十年后，我第二次访问中国，以副校长的身份陪同牛津大学校长詹金斯勋爵（Lord Jenkins），但由于广场上的交通已经变得极其拥堵，我们不得不取消了一次会议……。作为一名访客，亲眼目睹这种变化的确令人着迷；若能亲身经历这种变化，想必感觉更是非同寻常，而这正是我第一次访问时遇到的一位牛津大学耶酥学院的老成员的情况，他是第二位来到牛津大学耶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除了1887年到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习的一位中国学生外，直到20世纪初，没有中国学生进入牛津大学的任何学院学习。罗保麟（Lo Po Lim，音译）是最早一批中国留学生之一，他在1909年秋季学期被牛津大学耶酥学院录取……

我对于牛津大学耶酥学院第二位来自中国的学生知道的更多一些，他是我在1987年访问北京时认识的。在荷兰大使馆，我被引见给一位中国法学教授，他因为在牛津学习过，所以想来见我。当我问他属于牛津大学哪个学院时，他笑着回答说“耶酥学院”。他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他的故事也非同寻常。他的名字叫朱奇武（Cedric Chi Wu Chu）。朱奇武1917年1月16日生于保定。保定距离北京西南方向约100英里，不幸的是，那里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他的父亲朱厚高（Chu Ho Kao，音译）是一名军官。1931年至1937年，朱奇武在保定接受中学教育，就读于美国公理会的同仁中学（Tung Jen Academy）。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使让他成功地进入同为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1938年秋，他开始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根据燕京大学的美国教育传统，他在第一学年广泛地修读了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课程，同时也选择了大量英语课程。他终生精通英语。不同寻常的是，在燕京大学学习的随后几年，他修读了一种与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荣誉学位课程（PPE）相似的课程。实际上，燕京大学该课程是由一位牛津大学PPE课程毕业生（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一位硕士毕业生的儿子的帮助下）设计的。修读这一课程的选拔是相当激烈的，主要的教学方法包括四人小组每周研讨会、论文、导师指导，全部以英文方式进行。

……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因此燕京大学也收到了一笔来自美国的资助。事实上，燕京大学已经成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哈佛大学具有紧密联系的最重要的中国大学之一。然而，当朱奇武进入大学第四年，也是最后一个学年时，战争改变了一切。1941年12月，目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日军关闭了燕京大学。尽管朱奇武没有被抓捕，但他的学业却戛然而止。随后，他加入中国军队并担任上尉，直到1943年。那时，燕京大学已设法在四川成都重建了，那里距北京约一千英里，属于中国未被占领的区域。

朱奇武设法到达成都，并在那里进行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以完成学位课程。1944年，尽管处在动荡的战争中，朱奇武仍前往约一百五十英里外的重庆，于国立中央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并在1946年成功获得硕士学位。这份成功让他在沈阳的东北中正大学担任法学讲师，又是另外一千英里的跋涉！这是一所新的私立大学，该法学院首任院长是朱奇武的研究生导师，中国杰出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多年后，王铁崖也是我们1987年访中国时的东道主之一。

朱奇武在学术上的雄心壮志丝毫没有减弱，在1947年，他成功申请到了中英文化协会的奖学金赴英学习。只有十九位中国申请者成果人选，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法律专业学生。因此，他又再度负笈启程。当我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是如何来到牛津的。他从字面含义上理解了我的问题，回答道“搭驱逐舰来”！

……我向他解释，我的问题并非关于他如何抵达牛津，而是想问他如何得以入学牛津，他回答道“作为一名庚子赔款基金学者”。实际上，中英文化协会和庚子赔偿基金学者是一起去的，因此他可能误记了自己的奖学金来源，或者说他指的是自己的早期教育得到了庚子赔款基金的资助。可以肯定的是，学院留存的档案将他描述为一位中英文化协会学者。

英国之行是他在求学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旅程。他在1947年秋季学期到达耶酥学院，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何加入的是耶酥学院而非其他学院（我猜测曾经有一次对海外留学生的分院安排）。但是，到了10月中旬，正如所有博士候选人必须经历的那样，资深导师已经把他的文学士申请书递交给法学院了。鉴于朱奇武希望从事国际法研究，他接受了耶酥学院国际法领域著名专家汉弗莱·沃尔多克（Humphrey Waldock）的面试，彼时后者刚刚被任命为齐契利国际公法讲习教授，后来还以爵士的身份成为海牙国际法院的英籍法官。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朱奇武被正式录取为文学士的试用学生，从事的研究主题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朱奇武注定是一个大忙人。他的中英文化协会奖学金是按年度发放的，尽管这项奖学金在1948年被续期，但也是最后一次续期，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努力研究，以期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他的课题，同时还要时刻谨记他需要至少在牛津住满七个学期。1948年5月，在沃尔多克教授的帮助下，他不到八个月就获准从文学士身份转为高阶学生身份，即博士生身份。1949年10月，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送审，从而完成了他的全部研究。

朱奇武所面临的学业压力想必是巨大的，因为他的中英文化协会奖学金在1949年7月底就用尽了，他还必须等待在12月份举办的博士考核。他所面对的是两位令人敬畏的考官：约翰琼斯——王后学院的教务长和罗伯特·詹宁斯——我们姐妹学院剑桥大学耶酥学院的一位教师，詹宁斯在1981年还作为沃尔多克教授的继任者，成为国际法院的英籍法官。从考官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于论文提出的疑问都已经在口头答辩中得到了充分的回答。有人希望考官将他们积极的评价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告知朱奇武，因为在金钱短缺的情况下，朱奇武不得不尽快返回中国。他于1950年1月13日搭乘“科孚”号班轮前往香港。直到1950年2月，他才收到耶酥学院的来信，告知他答辩成功。有趣的是，对比当下，几乎没有博士生，尤其是法学博士生能够在七个学期内完成所有学业。

我猜测朱奇武一定是满怀希望地回到了中国——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所精通的国际法将能派上用场，他自己的法学学术生将蓬勃发展。然而，1950年的中国在政治上与他在1947年离开的国家已经截然不同。国民党政府已经被新的共产党政府取代，这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其中也包括大学制度的变革。尽管朱奇武在回国后获得了北京大学的一份初级教职，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讲授国际法成为一个难题（实际上任何部门法都是如此），他在学术道路上步履蹒跚。我在1987年遇到朱奇武时，他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描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他造成的深刻影响。他向我解释当时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被派往农村务农。但是，当这个中国历史时期结束时，像他这样的人又被重新定性，并被带回了十年前那个世界，就好像他们处在一根被重新绑上的琴弦的末端。

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朱奇武的法学生几乎停了二十年。20世纪80年代，他又回到了学术界，并被任命为重新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在许多人可能要考虑退休的年龄，他正要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源。生活中的悖论之一是，当1949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变时，朱奇武曾经的母校燕京大学虽然仍在持续，却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但是，多年来，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逐渐拆分到其他高校。例如，工程系被并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则得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址，政治系和法学院最终形成了中国政法大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奇武又回到了他最开始的地方。

 在经历过1966年至1976年的荒芜年代后，朱奇武的才华终于在晚年得以绽放，用一位美国法学教授的话说，朱教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权威之一”。他关注中国法学教育的重建，还积极搭建与更加开放的世界的联络。1980年，他作为中国1949年以来派出的第一个法律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在那次访问中，他担任发言人，还为整个小组提供口译。

 1987年的中国之行中，我受朱奇武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政法大学，结识了他的同事，我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在那次会见中，他坚持要与其他两位同事一道带我去顾和园转转，以度过我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下午。当我们的观光接近尾声时，他有几分急切地问我是否可以帮他一个忙。我说：“如果力所能及的话，我会的。”然后，他询问我是否可以取得一份他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证书的副本。他说，他非常犹豫要不要提出这个请求，因为这可能会花费一些钱，“也许是1英镑”，但他却没有渠道获得任何外汇。我回答他说，我当然会帮他取得博士学位证书副本，但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他，他想在证书上使用什么名字？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使用的名字还是他现在的中文名字？答案很明确，他想要前者。于是，在将近37年之后，我把朱奇武（Cedic Chi Wu Chu）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寄给了他。

 1995年7月，朱奇武在自己的椅子中安然逝世。令人悲伤的是，他的学术生涯曾经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于他失去了完成计划中的著作——《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时间。然而，即便在晚年，他仍然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时值朱奇武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这是纪念这位牛津大学耶酥学院杰出院友的好时机，他在学术生中克服了我们都难以想象的挑战与限辛。

（注：英文原文载于牛津大学耶酥学院Record 2017第76-85页。中文译本发表于《复旦大学法律评论》2020 第3期，译者廖雪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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