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上一节（第十四节）发表之后，我奔赴四千公里之外的图木舒克，开始忙碌的教学工作。一个月后的今天，偶有余暇，再续前文。

就在前文所述艾群采访黄厚仁教授的同一天——2011年8月12日，艾群还采访了黄菊丽教授。几个月后，艾群还第二次专访了黄菊丽教授。艾群已经完成了采访录整理稿。我为此联系了业师黄菊丽教授并加了微信，请教了法律逻辑学的若干问题，实实在在地再次受教。

黄菊丽教授，借自法大微信公众号《70年·政法往事|黄菊丽：不道岁月夕阳晚 一世师缘法苑情》

令我感动的是，耄耋之年的黄老师不仅仔细阅读了整理稿，还花费大量时间手写了“访谈整理”——实际上也是当年第二次访谈时黄老师的谈话提纲。

黄菊丽老师手写稿翻拍件

征得艾群同意，我在此结合黄老师的“访谈整理”和艾群的整理稿，汇编为下述文字：

（第一次访谈前，因艾群随身携带的笔和纸放在别处，还向黄老师借了笔和纸。）

我是196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北京政法学院，其时杜汝楫先生已经不在教研室了。我是在文革以后才接触杜先生的。杜汝楫教授虽然不是逻辑学科班出身，但是他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他和北京大学的王宪钧、宋文坚，中国社科院的周礼全、诸葛殷同等都关系较好，常有联系，这些人都是逻辑学界有名的专家、教授。

复校后，他对我校逻辑学科的建设，逻辑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我们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的辛劳。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谈谈我对杜先生的一些了解和感受。

一、在逻辑学教材建设方面，他发挥了总设计师的作用。他对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及某些内容的阐述，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说明。

我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点：

1、 传统逻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一定要阐述准确、明确。

2、 适当引进一些现代逻辑的初步知识，如对命题和推理作逻辑分析时，采用现代逻辑的一些形式化、符号化的方法、手段来分析和处理。

3、 全书要以推理为中心，词项、命题、逻辑规律、论证都是围绕推理展开的。逻辑学主要是研究推理的，而演绎推理是重点。

4、 每部分内容的阐述都要密切结合司法实际，做些逻辑应用的尝试。

1981年开始编写的由杜汝楫主编的《法律专业形式逻辑》教材由群众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访谈现场艾群看到黄老师使用的教材几乎翻烂了，不禁赞叹黄老师“用功”！）。这本教材在我们教研室逻辑教材的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我们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逻辑学教材，而且是第一本法律专业的逻辑教材。教材编写的一些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知识的阐述，对我们以后的教材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他法律院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在科研方面，他发挥了领航者的作用。他是我们科研的引路人。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他结合学术前沿或学术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提出希望我们去研究的问题或确定某个题目，让我们去研究讨论。

2、 研讨或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去请教他，他会无保留地谈自己的思考和意见。

3、 我们把写好的论文送给他看，他总会提出修改的意见，有时还会写出修改的具体内容。

正是在他这些方面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我们教学小组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逐步提高。

三、 在教学上他发挥了导师的作用。

1、 我们在备课或讲课过程中，碰到讲不清楚的难点或教学小组里有认识分歧的问题，常常去请教他。

2、 开教学专题研讨会：有时教学小组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某个共同的问题，这时，教学小组就会召开研讨会，请杜先生来参加会。有时是，先由大家提出问题并发言讨论，最后由杜先生总结发言；有时是，先由杜先生作专题讲座，然后大家讨论。他的发言总能使我们获得启发和提高。

3、 给学生讲过大班辅导课。这是在复校后的第一个学期，许多学生反映，直言命题中词项的周延性问题很难懂，根据同学反映的问题，杜先生亲自上了大班的辅导课，来的学生很多，用的是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面的学生挤得满满的，听完课后学生很高兴，难以理解的问题，获得了满意的解答。

四、 杜先生的为人，我感受较深的有两点：

1、 为人正直，有正义感，面对问题敢于直言，敢于提出意见或批评。他不会在人前阿谀奉承，也不会在人后搞阴谋诡计。

2、 能宽容平等待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到过政治审查，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过去那些不公正的人和事，没有耿耿于怀，没有怨恨之心。

另外，他在学术上也能平等待人，并乐于帮助别人，没有学阀作风。

在日常生活中他有个性，不是人云亦云的随风派。有一次在设立政治系和研究生院的工作问题上，和有关领导同志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矛盾。为此他很生气并产生了退休的念头，后来，他就真随性提前退休了。

据黄菊丽老师惠告，杜先生去国之后，曾给黄老师及逻辑学教研组写过信……

两位业师黄厚仁和黄菊丽教授的访谈录，充分证实了杜汝楫先生是本校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学科方面无可争议的“开创者”“领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