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2011年及其后数年，艾群为了杜汝楫先生密集采访了多位知情人。其中的受访者方彦、张文镇、许清等已经离世，采访录本身也成了珍稀的历史文献。如果允许自荐的话，我愿以《法大人》通讯员的身份，继续“采访”《法大人》执行主编艾群，“补读”杜汝楫先生的同时，也可部分再现当年的“采访”情境。

70岁时的杜汝楫先生，借自《法大人》执行主编艾群

听十二年前的采访录音后得知，前述采访张文镇先生，得益于艾群同一天采访黄厚仁教授时的推荐，张老师的联系方式也是在采访期间获得的。采访期间艾群根据之前约定穿插采访了黄菊丽教授。采访黄厚仁和黄菊丽教授后，艾群趁热打铁拜访了张文镇。这些细节是今天“深度采访”艾群后第一次获知，感佩艾群当年的热情和干劲：一个下午连续采访了三位老先生！《法大人》能够在校友里赢得无可替代的口碑，艾群功不可没！

以下抄录艾群采访黄厚仁老师的录音整理稿（白按：征得艾群同意，对个别人名和文字做了必要变动。另外，本人与黄厚仁老师联系，黄老师公子黄永嘉师兄将文字稿给黄厚仁老师过目，指出个别人名有误——已据此修订。）：

黄厚仁采访录（2011年8月12日）

《法大人》编辑艾群：

黄老师好，我是《法大人》编辑艾群。我正在准备杜汝楫先生的资料，特意来采访您。您可否讲讲与杜先生交往的故事？

黄厚仁：

我们在一起好多年了，杜汝楫是我们的老师。我是在北大法律系上的学，上学期间得了肺病，比较重，休学两年，后来赶上我国的院系调整，把我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1953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北大的时候，学校有一个肺病监察所，把严重肺病的人集中在一起，住在景山东街肺病区里面，有营养食堂；较轻的住在三院。50年我吐血很厉害，52年基本好了，复学，53年就毕业了。我和陈光中同班，他是团支部书记或委员，所以我记住他了。毕业就留校了。

我为什么改搞哲学了？那时候学法律没有什么前途，你也知道，国家不重视。法律高校的专业课也少，那时成文法律也少，而政法学院大量的课是政治理论。我毕业那年，我校有四个理论教研室需要人，就我而言，原本应该是学理科的，因为有肺病，就学了法律，因为法律比较容易些。我在中学数学相当好，哲学思维广，研究的领域也宽，这样我就到了哲学教研室搞逻辑，逻辑需要数学好。刚到哲学教研室做资料工作，杜先生在这里，他属于中年，不是头头。那时他讲逻辑，学生反映相当好，原来逻辑放在哲学里面。在逻辑学里杜老师很有造诣，比我们高一层次，自打我去哲学教研室，杜老师就教普通形式逻辑，刘圣恩给他当助教，高振华师大毕业的，他们三个搞逻辑。57年他被划成右派后，他还讲课，这是唯一的一个由右派讲课！为什么？别人讲不了啊！有这门课，不能停啊，刘圣恩讲不了。我们和他是学生的关系，后来关系也不错……

为什么搞逻辑了，因为杜汝楫后来不让讲课了，刘圣恩划了右派，高振华讲课不怎么好，当时刘镜西说高不适合当教员，后来又下放。59至60年逻辑课又要讲，这时没有人讲，就把我调来讲逻辑。刘圣恩他们年轻一点的右派去西山劳动，杜汝楫不知道去没去。杜汝楫的右派是因为他在讲课里面举例子涉及政治，上纲上线；还有他关心学校，有看法不保留，说出来。那时讲话多的，总会有漏洞的；揭发他的有学生也有老师。划了右派还讲课，可见不是大问题，讲了一学期以后，又是在课堂出了问题，所以不让讲课了……

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在高校的逻辑界有名望，人大、北大、师大、政法，逻辑学强校，我们学校是因为有他。逻辑学会的恢复建立比哲学学会还早，7、8个人，他是理事。讨论会有若干学校参加，建议由我校起头成立法律逻辑研究学会，有人主张杜汝楫当会长。

复校以后，逻辑组较团结。他对我们的要求，一要学外语，二要写文章。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书叫“实用主义逻辑”翻开看看，里面好多都是法律方面的内容。这里面好多新东西，觉得以前翻译的不对，杜老师就组织我们重新翻译，就是法律逻辑。我们开始翻译，最后整个由他来审，我们翻译的许多地方不准确，他给我们改正。我们翻译挺费劲，外语水平差，他联系出版社，书只有出版了才有用，这书实际上是实践主义逻辑，是波兰的一个高校的法律系教材，杜老师把这本书的名称翻译为“法律逻辑”，出版以后影响很大，里面有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东西。黄菊丽就这些写了两篇文章。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以我和杜汝楫的名字发表，我执笔，他指导，有些思想是他的，所以我说用他的名字。他说就这一次，以后再写文章不让用他的名字。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译著都有了，所以我们的职称很顺利很早的就解决了。副教授83年评上，后来停止职称评定，4年以后我正好评上正教授和江平一批的，以后评教授特别难了。所以我们要感谢杜老师让我们不断地写文章，那时我是逻辑学导师组组长，他是指导我们，我们听他的。杜老师是法律逻辑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宁夏大学的校长，因为这人有地位。我校在全国逻辑学界都很强，因为有杜先生。现在法律逻辑的学术力量仍然很强，是杜先生传承下来的：后来他退了以后我顶上去了；我退了以后，黄菊丽顶上去了；黄菊丽退了以后王洪顶上去了，他有很大的成就，王洪是我们带的研究生，又年轻，顶的时间长。

政治学是他的专业，岗位还在我们逻辑学。后来的主要精力主要放在波普，看了好多波普的书，因为他的阅读能力很强。当时全国性质的哲学译丛之类杂志和他约了几篇波普的译著，因为上面认为波普是资产阶级，所以就不让翻译波普的东西了，他译的文章没有登完就停止了。

复办以后，他写了好多文章。逻辑学会成立的时候，他因为有事没有去，所交的论文是我给他宣读的；选举他为副会长。83年成立，我来具体联系。社会活动都是别人找他，都是主动联系他，我觉得他主要精力还是在逻辑学。我觉得。他翻译了波普的著作，还写了评论波普的文章。虞蹇和杜汝楫联系多，寄过照片给虞蹇。虞蹇是03年去世的。虞蹇打成反革命右派，有文章和杨献珍的马克思哲学相对，在监狱关着。在监狱里做苦工，清理暖气管子里面的沙子，后来得肺病。死因与肺病有关。学校复办（新评的）头一批教授五个：杜汝楫、汪瑄、程筱鹤、朱奇武、王禹夫。

杜汝楫讲课很生动，学生讲理论记不住，例子生动就记住了。脾气有些大，但是对我们晚辈挺好，只是对上面，和云光原来挺好后来不和、有意见。特正直，不吹捧领导。我和黄菊丽讲过，如果他那时不找我们，我们业务不可能那么快出成绩；他带我们出去，我们都熟悉了。在校外的这个圈子我们有名气；但是在校内，我们从不宣传自己。校内不知道。在数理逻辑领域，杜汝楫请某人来，但受排挤；那个人调到北大了，和刘圣恩关系不好。那人来了狂妄，杜也有些狂妄，右派平反以后，如江平、刘圣恩等有能耐，说话没有顾忌，那人能把现代逻辑基础的数理逻辑讲的明白；我因为数学好，能开数理逻辑课。杜汝楫有五个孩子。他的特点：对同事都很好，就是不哈着上面。

业师黄厚仁教授，本人摄于黄老师寓所

白按：据黄厚仁老师惠赐《北京大学通讯录·法律系》，黄老师在校时间为1949-1952；陈光中教授在校时间为1950-1952。结合其他资料，陈光中应为1948级、1952届（1950年转入北大）；黄厚仁应为1949级；王家福、张浩等应为1950级。

此外，据我所知，学校复办后教授只有曾炳钧一人。1980年，评了一批教授——也是复办后第一次评职称，黄老师的回忆应该指这一批，但具体人数和人名有待其他资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