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木塔巍然独秀—以文献为视角(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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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木塔》手稿失而复得丰碑 |
(六)
英文《图像》是面向西方读者的“入门读物”(梁从诫语)。真正的中文专业论文当属《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以下简称《木塔》),这一份文稿和出版的经历同样曲折——如果不是更曲折的话。
梁思成手稿,翻拍自“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载《建筑创作》2006年第4期
收录《木塔》的《全集(十)》载有编者林洙的“编者的话”,第一手资料道出了实情:
这本《梁思成全集》第十卷是2001年出版的九卷本《梁思成全集》的补遗卷。
200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决定整理出版梁先生的全集来纪念他,从1997年到1999年均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在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出版了《梁思成全集》九卷。这是一件可喜的大事。但也有一些遗憾,就是在全集中缺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一篇是《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另一是《半个人的世界》。
……1933年梁思成、刘敦祯等人赴大同考察古建筑,他们计划在完成大同的工作后顺便到应县去考察释迦塔。但当时应县交通十分不便,只怕千里迢迢跑到应州见到的只是一堆废城,或是明清重修的塔。因此梁思成写了一封信给应县的照相馆,信内附上一元钱,封面写,应县最大的照相馆收,其实那也是应县唯一的照相馆,请他们拍一张应县塔的图片寄来。果然不久就收到一张木塔的照片,梁公看了兴奋不已,于是决定在完成大同的古建考察工作后前往应县。
1933年9月下旬梁思成、刘敦祯、莫宗江共同出发赴应县,刘敦祯先生参观之后即回北平。梁思成、莫宗江在应县留了两周对木塔作了详尽的测绘。1935年他们又赴应县补测了第一次疏漏的部位,直到年底才完成了全部图纸及调查报告。报告说明释迦塔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木构建筑,据文献记载塔建于公元936年,它的珍贵可想而知。
1935年学社决定将历年调查的古建筑调查报告编辑专刊发行,已完成的有:
……这些文稿图版已于1936年底送印刷厂。但因抗日战争未及印刷,文稿图片也散失了。
直至今年四月份才在文研所刘志雄等先生的努力下,在繁多的文献中清查到尚珍藏在文研所的应县木塔的誊写稿,应县木塔文稿的失而复得当慰梁公在天之灵。……面对这些污迹斑斑字迹模糊的图纸,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梁、莫等前辈的敬业精神及深厚的功底。
书影
引文或有可商榷之处,如木塔建于936年,与我阅读梁文所获印象并不一致,但书稿的经历大致无误。
简而言之,梁思成关于木塔的论文历经70年风雨后失而复得、重见天日,无论对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还是中国历史,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
在此摘录梁文部分文字如下(附图除另有说明外,均借自《全集》,不再说明):
应州木塔的名声,在北方几乎无人不晓。塔寺名佛宫,在应县城内西半偏北。塔八角五层,距县城三四十里已遥遥见之。塔全部木造,为海内一孤例。
立在重层阶基上;第一层重檐,以上各层皆下为平坐上出檐。第一层塔心供释迦坐像,内廊有扶梯可登。直登顶层,扶栏俯瞰,全城在望,城北一片平原,桑干逶迤;城南为翠微、雁门诸山,长城及雁门关所在,气象至为雄伟。塔前左右为配殿,钟鼓楼,山门。塔后高台上,立大雄宝殿,左右杂殿及配殿,并左右钟鼓亭,成为一部独立的局面。
史略
关于佛宫寺之创建,乾降五十二年岁次丁未重修碑记名宝官寺之创建晋天福间(公元九三六至九四三)。但天福元年应州宝寺之创建,当属于辽人功口口口所谓建于“后晋天福间”之说,即使年代可靠于年号之用,殊欠正确。明通政使田惠万历七年,重修木塔记碑,则称“仅得石一片,上书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救募建,数字而已。”按清宁二年为公元一〇五六;所募建的是寺还是塔,却未提到。此后许多关于寺和塔的年代,凡称清宁二年者,无疑都是根据这一块残石的。(白按:前引林洙文木塔建于936年一说大概率源自上引文,但梁文中“殊欠正确”已明确否定。)
……雍正四年应州志寺观志说:
佛宫寺初名宝宫寺,在州治西。辽清宁二年(公元一〇五六)田和尚奉敕募建。金明昌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增修益完。塔曰释迦,按山西通志称有“木塔,道宗赐额曰“释迦”高三百六十尺,围之半;六层八角,玲珑宏敞宇内浮图,足称第一。
元延佑二年,避御讳敕改,“宝宫”为“佛宫”。按元仁宗名爱育黎拔力八达,蒙语称“宝”,曰“额尔德尼”避讳之说待考。
顺帝时,地大震七日,塔屹然不动。明永乐帝驻跸塔上,亲书“峻极神工”四字悬之。正德三年,武宗游幸至州,登塔宴赏,御题“天下奇观”出帑金命太监周善修补。万历七年,寺僧明慈(按田蕙碑作明赀见附录一)募赀重修。年久倾圮,国朝康六十一年,知州章弘重修垩藻绘,金碧辉煌。虽塔院上下无不备美,而塔后大雄殿九间,有志未逮,终属美中不足。至雍正四年,知州萧纲捐俸首倡,士民乐助,殿宇峥嵘,门楼高耸,前后相配允称巨观。
除上录志载外,现在塔第二层南面檐下悬木牌“释迎塔”三大字两侧各有小字三行。
右三行曰:
甲辰年七月十五日重建
明昌五年七月十五日建金城县北薄施 木匠李庆许禄施工
大明正统元年岁次丙辰七月口成化七年岁次辛卯七月吉日公德主闰。
左三行曰:
大辽清宁二年敕建宝塔,大金明昌六年……
昭信校尉西京路盐使判官王狱书。
惟大元延佑七年岁次庚申四月辛巳朔一日庚戌特奉敕建造官荣录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重建。
牌上共有七个年号,除去第一行甲辰年不明外,由文义上看,这牌当是金明昌重修后所制。其后元延佑重修时,阿里伯就在原牌上加题‘重建’的字。明正统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及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的题字,大概也是重修后所加。
……民国十五年,国民军自南口退五原,取道晋北,大同应县雁门一带,沦为战场。佛宫寺塔便做了一个方便的炮靶,幸而炮火不太猛烈(或不太准确),未危及全塔之存在。这次战事,“塔之上下,被炮轰二百余弹,柱梁栏杆,墙壁檐台无不受其毁坏”并“炸毁塔顶之云罗宝盖等等”。民国十七年,田某等“募款兴工……檐台柱梁焕然一新”。翌年张某等六百余人,又“募集布施,鸠工大作,缺者添之,破者补之;佛像金身焕然一新”,第二层西北面内额上横匾及第五层南面阑额背面横匾所记录的便是这两次的重修。
民国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运,邑绅们将各层灰墙及其内斜戗拆除,全数换安格子门,不惟各壁内原有的壁画全成尘土,而且直接影响到塔身之坚固上,若不及早恢复,则将不堪设想了。
……外观(图A-0~8)
由怀仁县或山阴县向应县行,在桑干河平原上,距应三四十里,即可遥见木塔。我们所得塔第一个印象,是在一个九月中旬的下午:先在二十余里外,隐约见塔屹立。到夕阳西斜时,距城约十二三里,塔身反映成金黄色,衬着深紫的远山,灿烂闪烁着。暮色苍范时;距城五六里,已不见远山,而木塔伟大的轮廓由四面平凡的低矮中突兀耸立,塔顶放出微光一点;我们到城下时,塔影便消失在迎面城墙黑影的背后。翌晨,在光耀的晨光里,天是蓝得一片云都没有,由庭院中可以望见屹立的塔身上段。塔身的木构架,油饰全脱落,显出纯润的古檀香色;构架间的灰墙反映着带红色的晨曦;而塔顶上的铁刹,更不住的闪烁,庄严美丽,无与伦比。
木塔所呈现的印象是他塔所无;在庄严稳重里带玲珑豪放。全塔所呈第一个印象是庄严,是稳重,因为是木材构架,为求横直榫接的坚固计,在平面上须要相当的舒展;因为上下各层是各自成为完整的构架而相叠的,故各层是低扁的,而层数共只五层。因为每个接榫处皆有活动的余地,使塔对于地震和风压皆有“逆来顺受”的可能,但同时因而不宜做得太高,故构成了这庄严稳重的轮廓。
本人摄
但同时又因为塔是木构,檐橼柱额斗拱及其它所有的部分,都呈露豪放的姿势,尤其是深远的檐,各构材间玲珑的孔隙,轻盈的格子门等,最为砖石塔所没有。
……
细节方面,举凡木塔的结构、材料、斗栱、梁柎、瓦、藻井、勾栏、楼梯、墙壁、壁画、塑像、匾额乃至顶层八角攒尖顶等都有详尽、专业的调查和分析,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在此不赘。
本人摄






在前引《图像》之“前言”里坦言: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七至八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十一至十二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十五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而这正是从这种条理清楚的木构架的巧妙构造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个部件的规格、形状和位置都取决于结构上的需要。所以,研究中国的建筑物首先就应剖析它的构造。正因为如此,其断面图就比其立面图更为重要。这是和研究欧洲建筑大相异趣的一个方面,也许哥特式建筑另当别论,因为它的构造对其外形的制约作用比任何别种式样的欧洲建筑都要大。
如今,随着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出现,中国建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诚然,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吗?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体系能够使用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吗?可能性是有的。但这绝不应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须有所创新。否则,中国式的建筑今后将不复存在。
大同的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以及五台山佛光寺等遇到大师梁思成是一种缘分,应县木塔历经千年等到“知音”梁思成也是幸运。私意以为,梁思成的《木塔》文稿也如同木塔内已发现的辽代经卷等一样成为了文物,文中体现的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建筑文化乃至建筑思想等也同千年木塔一样巍然独秀,成为一座文化丰碑!
景区附近应州古城墙遗址,本人摄
谨以此文向梁思成、林徽因等学术先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