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回到“法理学”的话题。

据我手头的《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1946），1944届、1945届的“法理学”（Jurisprudence）和“法律伦理”课业师均为刘世芳先生；1946届的“法律哲学”（Legal Philosophy）和“德国民法”课业师也是刘世芳先生。1944届年刊所载信息最详细，“法理学”指定教材为霍尔（Jerome Hall）的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推断1945届和1946届的教材为同一教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4届、1945届的“德国民法”业师是秉格教授，1946届“德国民法”业师是刘世芳先生。曾有论者推断，东吴法学院的德国民法课用德文讲授。我曾为此请教过潘先生，先生明确予以否认，实际用的是英文教材，原因在于授课时同学们还没有选修德文课——德文课要到大四才开设。同理，费青就读东吴法学院时，“德国民法”的教材也应该是英文教材。彼时，潘先生的三位业师刘世芳、费青、秉格都有德国柏林大学的求学经历，放眼全国的大学，这样的师资也不多见。

刘世芳先生，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也列入其中。翻拍自《东吴法学院年刊（1946）》

我在协助潘先生整理译著《博登海默法理学》时曾据潘先生口述和年刊，在京城各大图书馆遍寻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一书，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库存本。因年代久远，该书已不便翻阅。在该书的借阅登记卡上，我意外发现了如下字迹：“法律系费青先生指定”，落款时间为1947年9月10日。另一张借阅登记卡里载有“法律、费青”字样。我初步推断，应该是费青先生手迹。

北大图书馆藏书里的借阅登记卡之一，本人摄

北大图书馆藏书里的借阅登记卡之二

无巧不成书。据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名录》（1998年5月），北京大学法律系1945-1959年间只招过一届（即1947级）硕士研究生，而且只招了程筱鹤、袁文两名。其中程筱鹤与潘先生是东吴法学院1940级同班同学，1946年与潘先生同时考入东吴法学院硕士研究生；194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师从费青教授学习法理学和国际私法。

我于2014年请教孙国华教授后得到北大法律系1948届毕业生郭寿康教授的联系方式，曾两次登门拜访，也第一次得知郭寿康教授是北大法律系1949级硕士研究生。郭老师知道我正在准备费青文集，特意询问是否注意到费先生写过访德国法学名家施塔姆勒的文章，得知已经收录并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给予了鼓励。其间，我也曾请教费青所授法理学课，郭老师说霍尔的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见过，但费先生用的是自己的讲稿，而且一直在整理，本来已经接近于出版了，1949年变化大，出版之事就搁下了。

郭寿康先生遗照，本人摄于2014年郭先生寓所

      北大法律系1949届毕业照（部分），前排为胡适、周炳琳，后排中为郭寿康先生

综合上述考证，我个人的初步推断是，1947年以后，霍尔的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一书至少做过北大法律系——特别是本科生——的法理学课程参考资料。

如果我的推断能够成立，说明费青先生认同了刘世芳先生为东吴法学院指定的法理学教材。北大图书馆所藏“法律系费青先生指定”用书里的“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影印”字样与潘先生藏书如出一辙，既说明费青先生指定用书的来源，也可佐证我的上述推断。

潘先生藏书内封

潘先生藏书里的“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影印”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