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据前引孔文和《中国法律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蔡氏一生著述领域主要集中于刑法学、刑法史和法理学，著作有《中国法律之批判》（1940年）《刑法学》（1943年）《刑事诉讼法教程》（1947年）《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1947年）和《中国刑法史》（1983年）等，另有刑法总则、刑法分则、监狱学、监狱法等讲义（大约已失落）以及《尚书洪范新解》《尚书吕刑新解》两部手稿等（未出版）。

文字见图，借自再版《刑事诉讼法教程》。据作者自序落款和门楣左侧的“蔡寓”，推断摄自“北京大学中老胡同住所”

我的检索证实，上述五本著作都有再版：《中国法律之批判》于201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刑法学》于2011年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再版；《刑事诉讼法教程》于2012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再版；《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于200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再版（有增补）；《中国刑法史》于2005年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再版。蔡氏生前出版的著述悉数再版，充分说明其学术价值没有过时。在此或可略作补充：早在1956年，法律出版社成立不久，就出版了前苏联基里钦科（В.Ф.Кириченко）著《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译者正是蔡枢衡先生。

书影

就蔡氏公开发表的论文而言，我自己曾搜集到一篇《事实与证据》，既未收录于蔡氏前引《中国法律之批判》和《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中，也未在我目力所及的相关介绍里提及。在此恭录部分文字如下（不排除辨认有误）：

若把时间和空间作经纬，打官司所争的，都是彼地过去史的迹，不是此地现在的情形。法官审案件，好比观众看电影。所争执的问题当时的情形，必须再和司法官的感官相接触，使之如在目前。可是，每一诉讼事项发生的时候，不像电影厂制片，有摄影机摄入镜头。因此，相当于电影方面的胶片映上银幕的工作，在诉讼程序中，只好用各种零星证据来代替。

假定避免一切法律上的名词来说话，自官司开始到末了，大概都是双方先有所争执，一方感觉不平，备办一份诉的手续向法官鸣，同时就是对于对方施行种种防御攻击的办法。对方然后也有种种防御攻击的办法。等到双方应办的手续都办了，法官然后根据双方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再据所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假定所认定的事实和真事实不符，裁判的结果，自然难保一定公平，而没冤枉。看官司的胜负在证据，实在是明白不过的事情。

“事实胜于雄辩”这句话，在诉讼程序中，至多只有一半对。因为电影厂制片，也要当时有好几架摄影机，同时或先后摄写，再加修整和剪接工夫，然后映写出来，才会使人看了觉得有头有尾。严格说来：影院中银幕上的情形，显然不是制片当时的原状了。打官司所争的事实，根本没有复制成片。所以要把大体近真的当时情形，全体整套活现于法官之前，除了极少数的契约之争，或者书面证据的问题，如结婚证书之类，可以一览无余，其余一切场合，都成绝对不可能。唯一可能出现的，只有直接间接有关的各种书面以外的见证或遗痕。这遗痕便是一种证据。这证据并且无口不能言。用些不会说话的事物（证言暂且除外）来证明一件事，尤其是秘密的事，疑似之间的事，甚或莫须有的事，以及一切疑窦滋多的事情，等于拿一二片残肢断腿，叫法官想象、推测或估计成为一个人，并且须眉毕现，历历如绘。然而残肢断腿既不等于一个整人或全尸，尤其没有嘴，不会告诉法官：我是某人身上的某部分。法官所见的是残肢断腿，而所要认定的却是全人或全尸。这是显然告诉人家：所认定的事实是证据和法官的推测。想象或估计的综和，正因认定事实，必须或多或少加上些推测或估计，法官认定事实，显然比观众看取银幕上的事实难上多少倍！

……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是说和科学方法不比国（原文无法辨认，以代之。）高明，因而推崇中国的古董。而是说：认定事实，要依证据；而有些证据，根本没法找出来。法官会和无米为炊的巧妇，同病相怜，此（？）时而欲求真正的公平，则惟有不犯法之一法。

我曾浏览《中国法律自觉的发展》一书，蔡氏犀利的文字振聋发聩：

合理的法学家不仅需要能懂成文的法条，并且需要能懂不成文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这是法学人士起码的能力。假定根本看不见这不成文的书，学问境界至多只能做到行商从贾，绝不会到设厂制造的地位，自然不会成为中国法律意识的生产者。假定理不清这本书中的千头万绪，学问的对象便算抛弃了十之七八。从而所有的见解，未必都是中国法的真意识；假定只懂外国教授的著作，不明中国社会的现实，算作有眼无珠，大概不为过分。若见外国教授重视各自本国的现实，不知因而重视中国的现实，或竟跟着外国人只知有外国的现实，煞有介事搬到中国来讲，好像这就是关于中国应有的话，要想叫人不会因此举一反三的话，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假定非以外国法名家的中国法学家，或者号称研究中国法律者，对着中国法说的不是中国法中所含有的话，那算挂着羊头卖狗肉……

蔡氏著述既有专业性极强的刑事法学——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难度极高的中国刑法史。对于后者，弟子宁汉林教授在其大作《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序言写道：

对先秦时期刑法史的研究，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精通现代刑法学的蔡枢衡教授，对于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一九五二年后，他对于西周以前的刑法史，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写了《中国刑法史》，并对《尚书》中的《洪范》、《吕刑》进行了新的解释。我在研究先秦时期刑法史时，遇有疑难问题，即向蔡先生请教。他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当时我曾对蔡先生说：“我编写中国刑法史，将以先生的结论为基础”。他说：“学术研究事业是社会接力赛跑，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能为后人研究提供基础，就失去其学术价值”。我对《尚书》中《洪范》和《吕刑》所作的有关解释，就是以蔡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宁汉林的文字告诉我们，虽然蔡氏用的是现代汉语，但读懂远非易事！

本文因“硬酒”作用而起笔，是一次迟到的“补读”，也可视为阅读蔡枢衡先生及其作品的一次艰难起步。

谨以拙文向法科先贤蔡枢衡先生致敬并向《法学》及资深编辑张遵修老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