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日：“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第二十七章）

阅读“国学大师”王利器（周扬语）的名篇《晓松书斋讼过录》，其“自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王先生自道：

吾治学一生，以“不护己短，不掩人长”八字自律。良知护短则自以为长，而不知其短，即人有知其短而不肯以相告，则将毕生不知其短，不亦大可悲乎！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有言曰：“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明赵南星撰《笑赞》据之而为之赞曰：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吾读其书，不胜惶恐之至，乃兢兢焉以“不护己短”自警。我出书既已云多，错误亦复不少，兹将已发现者，公之于世，此亦引火烧身之一片诚意也，至希知我爱我的广大读者，有以进而教之！

王利器像，翻拍自《王利器学述》

在我有限的纸质作品里，业已发现不少的“史实”错误和文字瑕疵，每每想起，如芒刺在背。近日有暇，择其中一例“自讼”如下。

拙编《费青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文前附有几十幅旧影，其中一幅为费青母亲杨纫兰与五个子女合影，其文字说明为“费青的母亲杨纫兰1911年在吴江松陵镇住宅门前”与长子费振东等合影。

翻拍自《费青文集》

2020年，我应《中国法律评论》之约，在该刊第六期《影像》栏目发表了《不该遗忘的法科学人费青》，中英文双月刊《中国法律》2020年第六期也予以转载，据其封面语的“专业、权威、记录两岸四地法治进程”，拙文可能流传更广，相关“史实”更需经得起考证。

《中国法律评论》封面

《中国法律》封面

我所引旧影多数出自费青先生相册，来源没有问题。上引旧影说明文字部分参考了著名的《老照片》刊物（珍藏版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题为《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作者“张冠生”。其说明文字如下：

摄于1911年。地点：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松陵镇）富家桥费宅院内五开间正房门前。人物：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女士和她的五个儿女……

《老照片》封面

因张冠生先生撰有《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与费孝通先生有过交往，因而资料来源也较为可靠。

书影

近日细读费孝通晚辈亲属费宗惠、张荣华（女儿和女婿）和费皖（侄子）合编的大型画册《老来依然一书生》，该画册同样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为2004年，内收第一幅旧影就是杨纫兰与子女合影，但说明文字有别：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1880年—1927年）在吴江县同里住宅前与长子费振东、女儿费达生、次子费青、三子费霍合影（1911年）。母亲怀中所抱的是8个月的费孝通。

《老来依然一书生》内封

我收藏有《费孝通在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书中有费孝通口述、费皖整理的《暮年自述》，文中附录了此幅旧影，而且记录了费孝通的回忆：

我手头有一张1911年妈妈抱着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两个哥哥身穿幼儿园制服，手里拿着红十字小旗，这在90年前的中国是很少见的。原来是因为当时母亲在家乡开办了吴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两个哥哥是蒙养院的学生，所以穿着统一的服装（后来我也成了蒙养院的学生）。蒙养院的学生除了学识字，还做游戏、学跳舞、学唱歌，有脚踏风琴伴奏，那时候这些事都是很新鲜的。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她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乐于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乡办新学，她还带头剪短发，讲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记得在出版《爱我家乡》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在卷前编入父母遗稿各一篇，从母亲写的那篇《<</span>女钟界>序》里，可以体会到她的思想境界。

     书影

文中没有说明此幅照片拍摄于（苏州吴江）松陵镇还是同里镇，但紧接着下一段文字提供了线索：

我的童年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老百姓常常因为打仗而四处避难。我家也同样，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县城逃回同里老家。这样的逃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段文字为《老来依然一书生》的说明文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斯时蒙养院设在松陵镇，但因战乱，杨纫兰常带着孩子逃回同里。

同里镇“退思园”，本人摄于2015年

松陵镇松陵公园一景，本人摄于2015年

我于2015年6月曾前往苏州吴江的松陵镇和同里镇以及七都镇的开弦弓村探访，在苏州吴江老前辈于孟达先生的具体指点下，终于在同里镇原有牌匾“杨天骥故居”脱落的情况下找到了杨家旧宅。

吴江同里镇“杨天骥故居”，本人摄于2015年6月

“杨天骥故居”外屋角的“界石”，本人摄于2015年6月

于梦达先生曾任原吴江县（现为吴江区）县长之职，近日电话请教于先生，老先生明确告诉我杨天骥旧宅即乃父杨敦颐旧宅，也是费青及二姐费达生和四弟费霍的出生地。费达生口述里也曾提及：“我生在外婆家，同里的红塔堂”。（ 费达生口述/沈汉访录、整理：“蚕丝人生”，载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费孝通在接受费青弟子袁文采访时也明确说道，“三哥费青是在吴江同里镇平成里我们老家里生的。”更重要的是费青《自传》：“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均见拙编《费青文集》。）

对于本文而言，据现有资料和最新的研读，我要修订之前的文字，前引旧影说明文字修订为：

费青的母亲杨纫兰1911年在吴江同里镇住宅门前与五个子女合影……

顺便说一句，《老照片》载张冠生文有一处文字提及了同里镇的文化名人“杨、柳、松、柏”四杰，但为首的杨天骥并非如张文所说“杨纫兰的长兄杨天骥”，杨天骥实为杨纫兰的“胞弟”——杨纫兰生于1880年，杨天骥生于1882年。

杨天骥先生像，翻拍自杨小宣先生近日惠赐《千里骏骨：纪念杨天骥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杨恺（杨天骥先生之子）编著、吴江博物馆编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在此特别致谢

自2012年结识费青公子费平成先生至今，历时已近十年，包括去年的有关费青先生的新作在内依然出现不应有的“史实”错误，思之令人汗颜。在此向费平成先生、《中国法律评论》和《中国法律》杂志及读者致歉！诚恳祈盼师友和读者朋友们对包括《费青文集》在内的拙作不吝指正，这种“教正”不仅避免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更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先贤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