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前引程丽莲、高雷撰《东吴大学》附有一张“老校区平面图”，有助于我们获得老校园的整体感。

平面图

图中的“牌坊”即本文的校门。前文所述“孙堂”纪念碑没有标识，大概率已无存。“林堂”南向东西两侧相对而立的分别是“孙堂”和“葛堂”。关于“葛堂”，《东吴大学》简介如下：

  葛堂

    为纪念第二届校长美籍传教士葛赉恩命名。建筑面积2700，1924年建成。当时名科学馆亦称化学楼，平面为“山”字形，入口朝西，面向广场。南北长37米，东西长26米。中间走道轴线宽2．1米。西侧教室进深5．5米，东侧为7．8米。走廊南北两端各有3．3米宽的二跑楼梯，平面南北两翼各为进深7．5米、长19．2米的大空间为理、化、生物试验室，通讯采风极好。中间东侧为一大型阶梯教室，宽9．6米、长15．6米，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教室形式，国内大学有者凤毛麟角。

    建筑立面造型为简化的哥特手法，以与原有建筑有所呼应。

    建筑四层（目前的四层为80年代改建所加，原有的坡顶形式已经改变），层高3．6米，檐口高度距地14，6米与原有的林、孙堂相协调，围成一个合适的广场空间。

    全景，借自《建筑》

    立面图，借自《建筑》

    楼前葛赉恩雕像，本人摄于2015年

    “维正楼”楼标，本人摄于2015年

“葛堂”现名“维正楼”，《东吴法学院年刊》里称之为“Cline Hall”，《年刊》所附“Science Building”是同一座楼。

据《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葛赉恩（John W. Cline），美国人。早年就学于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897年来华传教。1905年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任内，兴建校舍，改善宿舍照明条件；主持改良课本。1911年主持上海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事宜。同年至1922年，任东吴大学校长。其间，注重提升师资，完善教学基础设施，注重发展理科；主持颁授中国第一个神学学士、法学学士、理科硕士等学位；1915年主持在上海创办法科；1920年主持设体育专修科。1922年辞校长职。后任东吴大学校董会副会长。

《简史》不仅附有“葛堂”历史照片，而且有细致的描述：

1919年的美国卫斯理教会传教一百周年庆祝活动，为东吴大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意味着差会将在资金、人员等方面加大对在华教育事业的投入。东吴大学此时正专注于理科的建设和发展，建筑一幢理科大楼已迫在眉捷。1920年，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第一监理会教堂向东吴大学捐赠65 000美金，用于建筑一幢理科大楼。这是东吴大学自开办来所接受的最大的一笔捐款。用此捐赠所建的理科大楼被命名为“葛堂”，以纪念葛赉恩校长的父亲，他一直是小石城教会忠实的教友。

《简史》附图

    1923年夏天，科学馆（葛堂）竣工。“门分户别，都为科学教室、实验室以及演讲厅等，举凡光线、声浪、构造，乃至听众席次之位置，罔不与科学原理相吻合。”“葛堂给生物、化学、数学和物理等四科使用。”12月，“向驻华骆氏医务基金委员会，请求为葛堂补助设备与经费，当即收到捐款28 000元……即用此款购买了器具”。“也许，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像东吴大学有这样完善的理科教学设施。”

    1924年11月，举行葛堂正式落成典礼。“中外人士之参观者，咸谓如此设备，非但中国各大学所仅有，即美国最著名之大学中亦少见。”“葛堂”的建成为后来东吴理学院各系科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简史》以专节介绍了《葛赉恩时期：“东吴系统”建成》，“东吴系统”包括苏州的文理科、上海的法科；苏州的第一中学、上海的第二中学、湖州的第三中学、无锡的第四中学；二十所附属小学，以及与东吴系统有关联的、和其他教会合作的南京神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作为校友，费孝通曾就读于东吴一中和医预科，其胞兄费青除了同样就读于东吴一中和医预科之外，还就读了法科，其东吴学历堪称完整。以下摘录《简史》里的相关文字如下（顺序略有调整）：

第一中学

宫巷书院迁入天赐庄后，大部分学生就其知识水平来说只相当于中学程度，所以东吴大学开始几年内只能开设一些中学课程，直到1904年才开始设置大学课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同时，中学也保存下来，成为东吴大学第一所附属中学。第一中学从一开始就开设在东吴校园内，一直没有从大学部剥离。1912年孙堂交付使用后，“林堂”则完全给中学使用。中学分为初中（学制2年）和高中（学制2年）两部……

医学

东吴大学开办后，柏乐文曾于1903年组建东吴大学医学院。事实证明，医学院对于东吴大学来说是一项力所不能及的重任，因为缺少必要的精力、人力和设施，所以一直没能发展壮大。1912年，几个教会系统在南京合办了一所医学院，监理会是发起人之一。东吴大学就此停止开设医学本科课程，转而开设医学预科课程，为那些想进入医学院的学生提供预备训练。

费青后来转学的法科，《简史》也有介绍：

法科

东吴法科的创办是葛赉恩校长任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上海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后，大批预备班的学生还留在上海上课，由中西书院的一些老校友、部分教师及当地教会人士共同维持。1915年，在韩明德牧师的要求下，葛赉恩校长委派兰金到上海主持学校工作。兰金到上海后重新组织教学，制订教学计划，并把该校命名为东吴大学第二中学。

当时的上海对兰金来说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尽管辛亥革命已经失败，民主共和国却已深入人心，打着“民国”招牌的北洋政府还得标榜“宪法”和法治。社会存在着对律师和司法人员的大量需求，正如兰金所说：中国注定要有一个现代的政府。现代政府顺利建成和运转的前提之一是强有力的司法。社会要求学校培养大量合格的法律人才来担任司法职务，来组织律师行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庭。而当时的上海有不少与领事法庭、会审公廨有关系的法官、律师，有一批在国外获得法律学位的归国学者。兰金抓住这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利用二中的教室开办起一个夜校形式的法律学校，英文校名为“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中文校名为“东吴法律专科”。东吴法科的开办得到了上海美国司法委员法院和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兰金聘请当时上海法律、司法界的许多中外名人，如罗炳吉(Lobingier. C. S. ）、佑尼干（Jernigan, Thomas R. 1852—1931）、林百克（Linebarger P. M.）、甘维罗（Kentwell L.）、王宠惠、罗泮辉、梅华铨等，到东吴法科兼职授课。

    东吴法科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通晓三种不同的法律体系：英美法、罗马法以及希伯来法体系，让学生“在比较中掌握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则注重中国法的教学和研究。对于学校的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哈佛法学院的哈德逊（Hudson，M．0．）教授（后来成为国际法庭的法官）来校参观时说：“对国内法的教学建立在对英美法及民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你们学校是我所知的唯一的真正名副其实的比较法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