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观“修订”的内容，“家世”部分占比最大，“修订”的字数也最多。因其在原稿上多处、反复修改，且以蝇头小楷书写，辨认难度大，我为此花费的时间最长，部分文字必须加以“编辑”。以下是经我初步“编辑”后的“修订稿”部分文字（同样，“修订”部分以“字体加粗”标示）：

记：据悉，您的父亲是律师，父亲的榜样作用对您的一生产生了无法抹去的痕迹，我们很想知道您早年的经历。（白按：出版时部分文字有修订）

潘汉典（以下简称“潘”）：我父亲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后在汕头任检察官，但不久便离职做律师，因为他发现，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检察官也不一定能很好地为民伸冤。于是，父亲改任律师，为民辨诬、热心公益而名益彰，担任起汕头律师公会会长直到去世。父亲认为国民党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于是，他希望我将来到日本读士官学校，国家要富强就应该当兵，要知己知彼，才能克敌制胜，蒋介石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父亲认为，国家独立自主是最重要的，先必须救国图存，他也希望我把国家放至第一位。我认为父亲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922年澄海（含汕头、潮州两地）律师公会同仁合影，左五为潘先生父亲潘澄修

记：能够体会您的爱国热情和拳拳赤子心。父亲的影响对您无疑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似乎是“弃笔从戎”，您对法律的热情是何时被燃起的，契机何在？

潘：这要从父亲的去世说起了。我祖籍在广州，但父亲一直在汕头做律师。父亲四十多岁过世，死于心脏病。作为大律师，按理说是应该很有钱的，但事实不是这样。他给子女遗下的是万卷藏书和友人、一些当事人和社会人士的深情和情谊。父亲出殡时，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送行的人很多，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浩浩荡荡的群众排了长长的队伍，有学生，有未名的同乡，令人诧异的是，路边有人跪着磕头，有的搬小凳子做供桌烧香。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奇怪，后来从母亲分析得知，父亲扶困济世，仗义代人义务辩护；担任广州旅汕同乡会会长，在当地办了一些学校和慈善团体事业。那些学生和人们可能来自他援助过的当事人，或资助过的学校和慈善团体。这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作为一个善人，为人们伸张正义，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父亲在汕头是一个外乡人，没有什么熟人、社会关系和资产，全凭他的正义感和法律知识，赢得了民心。父亲在办案中敢于认准真理，不怕威胁，为此还流过血。我曾发现民国时期汇编的司法判例中有我父亲代理胜诉的案件。这样，他从一个异乡来的普通律师，在律师选举中当上了律师公会的会长。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人不需要刻意地留名，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同时，我还明白了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要学好知识才能主持正义，懂法律，帮穷人说话、打官司。这样我就切望完善法律，感觉到法律是神圣的。一个很单纯的法治救国观。

我在撰写小书《东吴身影》时已经注意到讨论潘先生家世的多篇访谈录，包括但不限于高旭晨的《潘汉典先生访谈录》（《环球法律评论》2001第2期）、陈新宇的《一生求索惟公正 人品文品入清流——记比较法学家潘汉典先生》（《比较法研究》 2003年第1期）、孟庆友的《父亲的正义感，照我一生》（《中国法律》2009 第2期）以及本文讨论的《访谈录》等。

小书引用了孟庆友的部分文字，原因在于其文章直接署名：“潘汉典口述，孟庆友整理”；也因其选题小、内容集中，潘先生回忆父亲的口述比较从容，不仅细节丰富生动，内容也更为连贯。其文可以与在此讨论的“修订稿”互证并互补。

孟庆友文（部分）翻拍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记者没有提及，潘先生在上引文中主动插入一段文字：

我小时候母亲向我讲她幼时在北京亲历的往事，诉说西太后把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掠夺的兽行；女孩（因害怕而）削发剃头女扮男装。母亲为我讲木兰从军和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故事。我少时多次参加游行示威，我们高唱“打到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歌；济南惨案后，我就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高喊打到日本列强帝国主义的口号。

潘先生修订稿插入母亲的回忆——左边空白处文字

正是母亲讲述往事的影响，使得潘先生少年时期（6至8岁）参加游行的行为更趋合理。

  潘先生与母亲商德如摄于汕头寓所

我在旧文里曾引用过潘先生另一份“未刊稿”里的文字：

我的母亲给我诉说其幼年家居北京身历八国联军抢劫屠杀、火烧圆明园等兽行，讲述岳飞母亲在岳飞少年时在其身上刺“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父亲去世后，给我讲范仲淹母亲“断虀画粥”勉励其效法先贤为民的故事。

（详见拙文《遥望澳门——以潘汉典先生留存的珍稀文献为材料》。）

潘先生增添的文字不仅可与上引另一份“未刊稿”互证，其中的“削发剃头女扮男装”补充了细节。

限于资料，我在小书里仅提及了母亲对潘先生的重大影响，此次研读《访谈录》，得以知悉部分细节，也加深了对潘先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