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2019年教师节前夕，我以“准家人”的身份目睹并拍摄了另一件深具历史意义的珍贵物品——师母与先师婚礼之日嘉宾“签到簿”，粉色丝绸材质，红线镶边，套印红色“革命伴侣”四字和花卉。

精致的“签到簿”，本人拍摄于2019年9月，图上黄色序号为本人所加。

以我所见先师书法作品推断，毛笔字书写的“潘汉典、王昭仪 结婚纪念”及落款时间“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于北京”当出自先师之手。我粗略统计，签名的来宾约三十多位。

我曾另择时间就婚礼和签名嘉宾之事请教过师母。据师母当年口述，婚礼选择周末，地点在沙滩，具体好像是在北楼一个办公室，简单布置了一下，也就是准备一些糖果、水果之类。查阅万年历，是日正好是周日。师母确认了我的部分辨认，也面告了几位我不敢辨认的嘉宾名字。这一精致的签到簿的意义不亚于前述旧影和画作，因为其留存了嘉宾的墨宝——亲笔签名，见证了师母和先师的“朋友圈”，更因其是唯一“版本”，具有了“孤本”的含义。当然，读懂绝非易事！

如果我的记忆无误，此幅照片是潘先生所摄，时在1953年，先师陪费青先生游北海公园。

首先确认的嘉宾自然是先师的恩师费青、叶筠夫妇（黄色序号1、2），前已述及，费青是先师北上的主要推动者、推荐者。拙编《费青文集》收录了先师的“难忘恩师费青”一文，在此恭录一段先师的文字：

……我来北京工作也与费青师直接有关。1949年解放后，费青师与张志让先生筹办《新建设》杂志，费青师曾致函相邀，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费青师曾连续六次给我写信，力邀我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是费青师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促使我下决心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同样在时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研究部副主任的费青师的建议和推荐下，我调到该学会研究部工作。费青师还与费师母一起参加了我与夫人王昭仪的结婚典礼。几乎可以说，我自己人生的重大活动都与费青师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先师是费青就任东吴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时的高足，也是费青就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和其后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时的同事，当然也是婚礼举办之日费青兼任政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之时的同事——研究部唯一的研究员。

参加婚礼的程筱鹤先生（序号3）应予特别介绍。程筱鹤是先师的东吴法学院同窗——包括本科和硕士（因故肄业，后转考北大师从费青攻读国际私法硕士），也是先师北大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的双重同事，北大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时有三位讲师，其中就有先师和程筱鹤——另一位是朱奇武先生。

同样来自北大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的双重同事还有李由义（序号6）、欧阳本先（序号4）和余叔通（序号5）等，三位均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其时都是助教；不无巧合的是，三位先生先后担任过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的秘书——担任过钱端升先生北大和北京政法学院秘书的另外三位是周仁、陶和谦及张爱和先生。

1949年摄于中老胡同，左起：程筱鹤、费青、潘汉典、李由义。

对我而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助教的罗典荣先生参加婚礼多少有点意外。前述几位嘉宾均为北大法律系教师，与先师是法律系同事。罗典荣出身联大•清华政治系，与沈叔平、周纪荣、陈冠庸、赵明洁等同窗，按说与先师交集有限，何以会参加婚礼？为此，我昨天请教了业师杨鹤皋教授。杨师告诉我，罗典荣曾与杨师同在一个教研室多年，也是五七年的难友，1987年与江平先生、杨师一起被评为教授。《中国法学家辞典》载有罗典荣的词条：1921年生，广东梅县人，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1949年南京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1951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据上述信息，我初步猜测，罗典荣参加先师婚礼可能与二人同龄（比先师小1岁）、同乡（广东省）且同年入职北大法学院（罗典荣大概率入法学院政治系）有关。

西南联大政治系1947届毕业合影，前排左一为罗典荣，左三陈冠庸，左四为吴之椿、左六为钱端升，右一周纪荣；后排右一赵明洁、右二沈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