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1年3月6日，清晨有零星雪花飘扬。上午9点，陶和谦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于北医三院某处低调举行。

告别仪式现场照片之一，本人摄于现场。

陶和谦老师亲属、学生等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中国政法大学许之江老师参加了告别仪式。公安部政治处和公安部离退休工作处送了花圈。我受托代表陶和谦老师恩师钱端升先生家属敬献了花圈，代表陶和谦老师北大政治学系同窗杨鹤皋教授以及学妹邹德慈老师敬献了花圈。

告别仪式现场照片之二，陶和谦老师公子陶大江兄在现场，本人摄。

望着陶老师熟悉、平静的面容，数年来多次向老师请益的场景似空中的雪片飘然而至。我愿以拙笔记下本人与陶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纪念这位谦和、可敬的师长！

（一）

因疫情等原因，陶老师离世没有发讣告。我是在朋友圈看到陶老师儿媳闫女士所发微信才得知噩耗，经与闫女士微信，确认陶老师于2021年3月4日下午6点15分离世，享年90周岁。

闫女士微信翻拍件。

鉴于网上鲜有陶老师的资料，在此恭录《中国法学家辞典》（王玉明主编，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陶老师词条的部分文字如下：

  陶和谦(1931一  )  当代经济法学家。江苏镇江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后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1983年调入群众出版社政治法律书籍编辑室工作。历任干事、院长秘书、编辑，助教、讲师、副总编辑、副编审、编审，《啄木鸟》杂志副主编、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干事、律师等。曾讲授经济法学、环境保护法学、劳动法学、经济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主要著作有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主编，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大众法学》(合著，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等书，参加审定和撰写了《中国企业管理法律知识手册》(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青年法律知识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经济法辞典》(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等书。发表了《经济法的发展概况和经济法的概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现状与前景》(《政法论坛》，1986年第1期)、《经济法概述》(《法制建设》，1986年第4期)、《改革中应重视经济法学的研究》(《中国法制报》，1987年10月28日)、《浅谈我国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与概念》(《经济与法》，1987年第3期)等论文。

 主要学术观点：在民法通则已经颁布而行政法还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主张力求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固定化……

虽然我1981年入学之际正值陶老师担任学校经济法教研室负责人之时，但在陶老师1983年调离中国政法大学之前，我未听过陶老师的授课，之后很长时间也不知道陶老师的大名。也许与陶老师过早调离学校有关，比我年轻的教师中很多人连陶老师的名字也不熟。我与陶老师的交往延迟到30年后。

（二）

翻检资料，我留存了第一次拜访时为陶老师的留影，时在2013年5月29日，摄于陶老师寓所。

本人摄。

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但背景依稀还有印象。因2012年主编先师潘汉典先生文集，撰写了先生学术年谱，自然对北大法学院院史和中国政法大学校史颇多留意。其时正在编辑《费青文集》，当然也需要“恶补”相关知识。陶老师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政治学系，也是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创办之初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陶老师早在2009年就开了博客，撰写了多篇回忆。阅读陶老师的回忆，生动的细节、朴实的文字、严谨的态度不仅弥补了我的相关知识，也引起我对作者的浓厚兴趣。在此前后，我拜访了部分北大和法大老先生，诸如郭寿康老师、方彦老师、张爱和老师等。聆听老先生口述北大——特别是北大法学院政治学系——历史和法大历史，已有的文献变得有血有肉，不仅仅有助于我完成潘汉典和费青先生年谱的撰写，更对相关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正是在此次拜访中，我近距离地感受了陶老师的谦和与严谨，我从内心里敬重这样的长辈和师长，我也从此成为了陶老师博客的“粉丝”！

……

因某处工作人员水平所限，告别仪式现场的挽词和落款多有失误，我无意在此转发相关照片。但我必须在此补充我代献花圈的内容。钱端升长公子钱大都老师亲拟了挽词和落款，并具体设计了款式和用笔要求——“以毛笔正楷书写之”，其文如下：

上联：

和谦先生千古

勤奋好学 双科并举

学有所长 育吾弟子

下联：

钱端升先生

家属敬挽

钱大都老师微信翻拍件。

陶老师是钱端升先生亲授弟子之一，曾任钱端升先生专职秘书——其他专职秘书有李由义、周仁、欧阳本先、余叔通、张爱和等，“钱端升家属”的挽词可谓情真意切、一字千钧！

业师杨鹤皋教授昨天电话里的叮嘱言犹在耳：落款为“学弟杨鹤皋敬挽！”

……

私意以为，陶老师在天之灵如果听到我在现场转述的北大法学院政治学系师友——也是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同事——的心声，应该感到欣慰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