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比较法学”的学徒，本人热衷于搜集、阅读比较法学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比较法学史——的珍稀史料。近日有闲，翻阅出版于1959年的《日本人物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获益良多。

鉴于该辞典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包括法学界——鲜被论及，本文尝试阅读《辞典》相关内容，并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做一初步探讨。

说明文字见图（潘汉典先生手迹），翻拍自先生相册。

（一）

本文题目用了“厚重”二字，《辞典》分为上、中、下册，总计近四千页（含附录），可谓名副其实的既“厚”又“重”。《辞典》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59年编印，规格之高显而易见。

书影。

“编者说明”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这部“日本人物辞典”是从有关各部门抽调干部并取得各方面的积极协助而完成的。但是由于业务经验不够，资料条件受到限制，同时为了争取早日出版以应需要，工作上赶得比较急促，因此错误和缺点一定是不少的，有些应该予以收录的人物也难免有所遗漏。希望同志们随时给予指正，以便今后修订补充。

由于本辞典使用了不少我方内部反映材料，务请严格注意保密。    

   二、这部“日本人物辞典”总共收集了10，374名的日本人物材料。其中包括党政(法西斯团体在内)、经济、工会、军警、文教、艺术、科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现代人物10，071名；明治维新以来较重要而且同我国有关的历史人物303名。另外，各有附录表格资料及注解等十二种，以供参考。

    三、在人物选择上，一方面收集了目前日本社会各阶层中较知名和较有影响的人物；另一方面，对解放后曾来我国访问过的和同我国有过来往的日本人，原则上都加以收录。

四、所用材料，大部分是1957年底以前的日方各种人物辞书及报刊资料，也有一部分是各有关部门提供的最新材料。

  五、使用时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内容编排：一般分：1．姓名； 2．别名、性别(厂（历）史人物项内不注性别者均为男性，女性特别注明)、生年月日、籍贯和通讯处；3．现职；4．简历；5．政治态度、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6．著作、信仰、爱好等六项，分段叙述，材料过少者则适当地加以合并叙述。

……

（三）通讯处：为便于查对使用，都采用日本原来的写法……

考虑到《辞典》内封扉页明确注明的“内部资料，注意保密”字样，估计发行量不会太大。

因旧书价格已经飙升至成百上千元，学校图书馆也没有收藏，我于2018年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并阅读了部分条目。

（二）

我何以会对这样一本六十多年前的旧辞典发生兴趣呢？这要追溯到约10年前的2012年主编《潘汉典法学文集》，斯时撰写潘先生学术年谱，已经注意到先生“应国务院外办约稿，译《日本人物辞典》（法律界人物，上、中、下三册）”，但限于资料和精力，一直没有细究。2018年，我意外发现了先生写于1979年的一份“个人汇报”手稿（其时供职于社科院法学所），文中写道：

……参加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编的《日本人物辞典》（上、中、下三大册，1958年版，机密）的工作，撰写了日本法学界和法律界人物的词条……

正是阅读先生的手稿，促使我下决心搜集并阅读《辞典》原件。阅读《辞典》后发现，先生文中所述“撰写了日本法学界和法律界人物的词条”无疑更为准确，我原文里明显遗漏了“法学界”。当然，阅读《辞典》也发现，文中的“1958年版”应该是误记，实际应为1959年版，前引“编者说明”落款时间就是“ 1959年5月1日”。

需要说明的是，我定稿于2017年的小书《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所附先生年谱修订版，也有同样的缺憾。也因此，研读《辞典》也是我订正旧稿、修正错误并“走近”先生的一节必不可少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