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作家中，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尤其是他写的章草，深为书法爱好者喜爱。他一向视书法于自己只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牟利，哪怕是在西南联大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宁愿为生活东奔西走也没卖过一幅字。只是有一次例外。 
　　1947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天津《益世报》编辑副刊。在来稿的作者中，有一个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16岁学生，名叫章恒寿，当时笔名芦苇。
　　因爱好文学，芦苇便向自己经常阅读的《益世报》投稿，他的第一次诗歌投稿也很快被《益世报》副刊刊用。接下来，芦苇同沈从文书信联系不断，在沈从文的指导下，芦苇在那段时期创作和发表了二百多首诗作。
　　这年的秋天，芦苇的父亲患了急性肺炎，使用了盘尼西林等药物。盘尼西林当时十分昂贵，需十几万法币一支。芦苇家里因此欠了一大笔债。当时芦苇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芦苇便试着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接到芦苇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他知道，以当时芦苇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钱支持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家。于是，他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益世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卖字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秘酰’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决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不久，芦苇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份寄款，有人还寄来信对他表示问候。每一笔汇款，都使他心里温热，他知道这是沈先生凝着心血的一幅幅字换来的。1949年芦苇随解放军南下，成为一名军旅诗人。这就是解放后名震诗坛的诗人柯原。因种种原因，以后的30多年，柯原与沈从文失去联系，直到1980年，他去北京出席一次授奖大会，才第一次见到自己思念了30多年的沈先生。柯原叙说当年沈先生如何如何帮了自己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陈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3]，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记得在一本研究湘西北古代历史文化的“武陵藏珍”一书中曾提到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