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完《茫茫夜》和《秋柳》后，又过了几年，郁达夫再一次开始了对A城岁月的回忆，他的脱稿于上海的中篇小说《迷羊》，从1927年11月1日至1928年1月1日连载于《北新半月刊》，背景还是1921年秋冬之际的安庆，郁达夫在法专教书的第一学期。故事是讲从北京到A城做政府职员的王介成狂热地爱上了戏子谢月英，并差点为此送命。不过，这一次是忆中之忆，故事是在A城专门学校教书的“我”听一个教英文的同事说的，此人是美国宣教师，从圣保罗医院得到一个名叫王介成的病人的忏悔录，交给了“我”，于是“我”就把忏悔录整理成小说《迷羊》。

王介成来自北京，二十六岁，因为他的父亲与A省省长是知己，所以在A城谋到了一个不劳而获每月有两百块光洋的闲差：咨议，顺便在气候甚佳的A城养脑病。在《茫茫夜》中，于质夫曾叙述自己的胞兄与历任过交通、司法总长的A省新省长是朋友。在《沉沦》中，也曾叙述作品的“他”在家乡接到的长兄的来信，告诉“他”自己将陪同许院长赴日本考察司法。而事实上，郁达夫的胞兄郁华曾在司法部门工作，与时任司法总长的许世英关系的确很熟。“六二”学潮和驱李运动后，许世英担任安徽省长，差不多是与郁达夫同时来安庆就职的。郁达夫通过对王介成年龄和背景信息的透露，似乎还是要让读者明白王介成与于质夫、与自己脱不了干系的关系。

其实《迷羊》在郁达夫的胸中已酝酿了好几年了，是他没有说完的A城故事。《迷羊》发表后，刘大杰在评论《郁达夫与迷羊》中说：

“在四年前的武昌，《迷羊》的作者，曾告诉过我们，说他有一《迷羊》的腹稿。从那年以后，我们就分散了，一直没有会过，但是，我时时等待《迷羊》。

去年我住在东京的郊外，一天接到一本《北新》，看看目录，知道我多年期望的《迷羊》脱稿了。但是，那个半月刊上，只登了一章，当时我引为恨事。

现在，我读了《迷羊》的单行本了。

《迷羊》不使我失望的，就是在这个长篇里，将作者四年前的个性、描写与情感，丝毫不变的展开在我们的眼前。使我失望的（也可能是最失望的）也就在这一点：《迷羊》的作者，还是从前的作者。”

刘大杰认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应该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要做时代思潮的指导者，而不要落伍于时代，甘居时代的后面。而当今的时代思潮，就是要跳出自我，表现社会民众和民间疾苦。本来，郁达夫在结束了“于质夫”系列作品后，已经开始走上这一条道路了，在《春分沉醉的晚上》写一个住在贫民窟的女工，在《薄奠》中写投水自杀的黄包车夫，已经符合新时代作家的标准了。而现在，《迷羊》让作者又回到了《沉沦》时代，躲进了“自我”的藩篱，笼罩在“于质夫”的阴影中。“在《迷羊》里，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缺陷和满足，也看不出人类的苦闷或快乐。没有表现两性的或阶级的斗争，也没有表现旧道德的或权威的反抗。不是新旧时代的冲突，也不是理想与现实两世界不相容的葛藤。六七万字的《迷羊》，竟看不出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什么。”

刘大杰看不出作者的创作意图，而另一个评论家贺玉波声称看到了，作者要表现的是“放荡的爱情生活中的两大危机”，这两大危机是：“（一）两性爱情即美满了的生活问题。（二）和无节制的性欲。”（贺玉波《郁达夫与迷羊》）贺玉波看到的还是皮毛，照我看来，郁达夫在《迷羊》中所要表现的，是在两性战争中，男性的虚弱无力和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命运。

1921年10月至1923年1月，郁达夫只在安庆生活了八个月，却成为了《茫茫夜》、《秋柳》、《迷羊》三部小说的写作素材，创作时间跨时五、六年，且故事版本不同，使郁达夫这一段时间在安庆的情感生活显得扑朔迷离。《茫茫夜》营造的变态情欲的氛围让读者感到不真实，《秋柳》中碧桃的出场让读者耳目一新，《迷羊》里王介成与谢月英炽烈的爱与欲则让读者喘不过气来。谁才是郁达夫心中的最爱？那个郁达夫与她相约“万一藕丝未断，黄泉相见有期”的海棠，会不会是小说中的海棠、碧桃、谢月英三个人的复合体。作者每次只透露她的一部分信息，在《茫茫夜》中透露了她的名字和身份，在《秋柳》中透露了她的性格和容貌，在《迷羊》里则透露了他们之间的故事。

故事的最后结局，被爱情之火耗干的王介成昏倒在圣保罗医院的雪地里，大雪埋葬了他过去的一切，他在教堂的祷告和忏悔中重获新的生命。由此，郁达夫结束了五、六年来关于A城的创作和回忆，他告别了过去，忘却了A城，并在与王映霞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开始了崭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