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夜》与《秋柳》都创作于1922年，《茫茫夜》写于上海，《秋柳》写于日本，都是以A城（安庆）为背景，主人公都是于质夫。前一篇内容比较杂乱，从上海与吴迟生在黄浦江码头告别，到A城法政学校的风潮；从在北门外商店搭讪少妇，到在妓院结识满足Three Conditions的妓女海棠，通篇看起来像是作者在安庆生活的日记。后一篇内容则比较集中一些，虽也写了法专风潮的一些情形，但主要笔墨还是塑造了金钱巷鹿和班的几个妓女形象，有愚笨的海棠、清新活泼的碧桃、风情的荷珠、不幸的翠云。

   《秋柳》虽然1922年7月创作于东京，但延迟至1924年12月才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拖延这么长时间可能与《茫茫夜》发表后一些负面评价有关，这当中既有读者对暴露不够的不满，又有评论家对作品中“色情狂”倾向的挞伐。而尤其让郁达夫极力辩白的，是读者把他等同于作品里的于质夫：“我对此第一不服的，就是读者好像把《茫茫夜》的主人公完全当作了我自家看。我平常作小说，虽极不爱架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Wahrheit之中，也有些虚构Dichtur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读者若以读《五柳先生传》的心情，来读我的小说，那未免太过了。”（《<茫茫夜>》发表之后》）这种辩白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至少《沉沦》和“于质夫”系列，基本可看作是作者的“自叙体”。

   《秋柳》发表时，还有一篇《小序》，全文如下：

  “《秋柳》是《茫茫夜》的续篇，系两年前（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东京时做成的，正在做《风铃》之后的两三天内。这篇东西的广告，在没有做成之前，已在《创造》季刊）第一期里登过，但后来觉得完全不能满意，终究没有发表。现在翻出这旧稿来一看，愈觉得不能满意，照我的艺术上的良心来讲，是应该把它烧毁的。但一面想想，当执笔此篇小说时，我的周围，正有许多年青的男女朋友，在异国的都会里和我在一处瞎闹瞎逛。现在这些人或因天变，或因人事，死的死，散的散了。他们对我和我对他们的情感，如梦里的云烟，几乎消失得片缕无余，而今日偶尔翻着此稿，从头细读，觉得当时一边挥汗闲谈，一边对纸乱写的光景，又重新回到了眼前来。所以这篇东西，在艺术上虽没有半点价值，然而于我个人却有一点助我回忆过去的好处。

   做父母的人，对于他们的好儿女，原是爱惜，对于他们的坏儿女，也不忍拿刀来杀。我于今日整理行箧的时候，翻着了此稿，从头细读一遍之后，就点了一枝火柴，想把它烧去。但一枝两枝的火柴烧失了，我的决心终于不能断行。Chiyil了半天，我就翻过意思来，想把它拿来发表。这也许是老牛舔犊的愚心，这也许是人生最大的弱点，但无论如何，我见了这个不肖儿子之面，就不得不想起当日临盆的阵痛来。”

   郁达夫在《小序》中强调时隔两年后把《秋柳》拿出来发表的理由，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多高，而是“于个人却有一点助我回忆过去的好处”。这“过去”，可以表面地理解为创作《秋柳》时在东京与朋友欢聚的时光，也可以理解为小说中描写的在安庆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奇怪的是，《茫茫夜》里的女主角海棠，在《秋柳》中似乎变成了一个配角，于质夫很少和她说话，而与鹿和班里的一个15岁的请官人碧桃，则滔滔不绝，从自己3岁死了父亲一直说到碧桃如何乖巧可爱。碧桃是郁达夫小说中第一个塑造得性格比较完整且形象丰满的的女性，这是一个与他的“Three Conditions”绝然相反的女性，不仅年轻、漂亮且追求者众多，于质夫与碧桃的关系似乎是后来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一次预热。

   在《秋柳》中，除海棠和碧桃外，郁达夫还塑造了鹿和班的几个女性形象：荷珠、翠云、菊花。两年之后，郁达夫也许是为了给读过《茫茫夜》不过瘾的读者还债，也许有抑制不住的倾诉欲望，开始慢慢撩起了1921年秋冬之际在安庆生活的面纱。但仍然不够，他似乎还是隐瞒了太多。在郁达夫扑朔迷离的人生中，制造了太多的谜团，这可能与他敏感、忧郁的天性有关，在A城与海棠、碧桃之恋，是他制造的早期谜团；而他的“死亡”，则是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个谜团，也是最大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