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叶永青（艺术家）   记者/邝新华

我在四川美院当了将近40年的老师，我不想再上以前的课了。以前的素描课或者透视课，在教室漫长的时间里做着很单一的事情，你永远都是说那几句话：你的画画歪了，画正一点。上两个星期的课，学生交三张作业，他跟你的关系就结束了。

这回我在云南开的课不一样。学生一来，他们先问我要交几张作业，我说：没有作业。他们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但是这十天你得跟着我，脱掉你们的高跟鞋，换上平底鞋，我走路走得快，你们要跟上。我们要走访大理的乡村，我们要爬山，我们要去深山野庙，我们还要看看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稻谷……我们可能要去吃一顿好吃的，今天是鱼，明天是刚采的野蘑菇。我的课程跟体验有关，没有体验，作业写不成。

​​​我是大理人，上学后离开云南在重庆生活了二十多年。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走遍世界各地以后，才想到要回云南。1997年，我做了一个小手术，不是特别成功，伤口不能愈合，一切都很糟糕。回到云南，我的一个兄弟每天开车带着我到处旅游，旅游的过程中，伤口慢慢好转，我也决定要回到云南。

我一直说云南是一个失败者的天堂，这句话后来传得很广，也伤害了很多人，其实我说的是我自己。

1997年因为回到云南，我周游世界的方式也都变了。以前我总在白人的地方玩，在欧洲，在北美，在世界的中心。那个世界是“一”。1997年之后我接触到以前不太看的别处，这些别处包括云南、东南亚、非洲。这是一个“多”的世界。后来我的旅行都是去这些更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孟加拉、巴基斯坦……在中国，云南就是那个“多”的世界。

后来孙冕、封新城他们到云南来，也认同我这个价值观，做了一期《体验之都》。

​第二次回云南是在2009年左右，那时我在伦敦有一个工作室，每年回伦敦一次，但那一年回伦敦非常不幸，一到伦敦就高烧不止，连续十几天，医院用急救车把我接走。医生说，你全身的血都是坏的，但检查不出病因来。医生说要看看我的护照，看完了医生很惊讶，说：你是什么人？你去的地方怎么那么不靠谱？我最后去的两个国家是老挝和孟加拉。这时医生才确定我得的是伤寒，这个病在欧洲早就绝迹了。

伤寒之后，我的胃只有纸一样薄，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我再一次回到大理疗伤。那时我在大理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带孙冕、封新城和《新周刊》的一帮朋友去住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民宿，有游泳池，有早餐，有通铺，男女混居，完全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乌托邦。那个地方也是我十几年的画室。那天早上，我去吃早餐。我走到旁边的街上，那条街在大理古城的南门，我站在那条街上想选择一份早餐，当时我愣住了，我在想：我吃什么呢？这里有豆浆、米线、油条、包子，所有当地的食品；又有咖啡、比萨、日本料理，这些来自全球的食品。可能我在中国找不到这样一个多元的地方。冲着这份早餐我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这就是“多”，我没有用很复杂的视角来看问题，只是从这一份早餐看到我的未来。

这个“多”，是关于价值观的“多”。中国和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这个“一”是奔向成功。在“一”和“多”面前，我们一直站在“多”的这边，这也是我和《新周刊》成为多年老朋友的基础。

​《新周刊》跟我有两大关联，一个是云南，一个是艺术。云南代表着中国的“多”，不仅仅是民族多元化，还有价值观的“多”。《新周刊》的人喜欢云南，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认同。艺术更是如此，艺术的本质就是共享不同，分享不同。世界因为这种不同，才会亲切，是吧？如果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在强调“一”，那么《新周刊》、云南以及艺术都是在讨论“多”。

云南是“多”的实践，就像一个小小的温床，让很多想法得以实现。我是大理人，我也有白族血统，大理从一个非常偏僻的边地农村，慢慢变成了大城市人身边的江湖。二十年来大理慢慢形成了一种“多”的氛围，大理和别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另类文化的包容性。它可能是中国人最早学会做咖啡的一个农村，也可能是中国人最早学会做比萨的一个农村。

云南让很多人慢慢地释放出自己的束缚，原来的伪装或者禁锢，一点一点地在这个地方剥落掉，人变得越来越本真，本真到最后甚至有一点任性，甚至回归到一种比较顽童或者童真的状态。《新周刊》做过一期大理的封面，就叫《大理，让人变小》。

​在北上广，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云南不看这些。我记得王石带着他公司的人到丽江住在我学生开的旅马客栈。那客栈是土墙，晚上两三毫米的墙缝里，风不停地往里灌，但一点都不影响这些白领幸福地依偎在一起。一个小时前大家都还完全不相识，一个小时后大家开始掏着心窝子在火塘边说话，又哭又笑，但每个人谈的不是自己那点成功。你会做一个比萨、做一份甜点，让所有人分享你的技艺，但从不炫耀你有多高的收入或者多大的权力。

这里没有了职业的面具。云南和《新周刊》都在谈怎么用一种业余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业余就是不工作，或者叫永不工作。所谓的永不工作就是不为别人工作，为自己工作。只要不工作，人人皆可爱。

​我也不希望我的学生戴上面具来上我的课。我在大理开的这门新课，我让学生亲自走遍快要消失的乡村，在大理，乡村还在，寺庙还在，礼仪还在，每天人们都还在祭拜。这个课程我也不是老师，只是一个组织者，带他们对飞速消逝的乡村进行临终关怀。

在走完这十天的路，学生们要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拍的照片，编一本杂志，叫《大理周记》。每次学生们走完十天，都编出精彩而感人的杂志来。有很多人说杂志会消失，我觉得不会，至少每个学期我的学生还要编一本关于大理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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