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兰，女，20岁，系武汉某大学外语系三年级学生。小兰8岁丧父，其母守寡至今，是一个十分守旧的传统中国女性。十多年来，母亲在汉口一个街道企业做临时工。依靠其微薄的薪水，她艰难地养育着唯一的精神支柱——宝贝女儿小兰。虽然家中经济十分拮据，但母女俩相处得十分和谐。然而，二个多月前飞来的一场“横祸”打破了母女俩宁静的生活，致使她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那是三个月前的某个晚上，小兰赴约去英语老师丁某家借书。丁某，男，35岁，未婚，信奉独身主义，住在学校的单身公寓里。小兰原打算借几本英语参考书就回汉口家。然而，丁某借辅导英语为诱饵把小兰留了下来，趁机又强奸了她。当时，小兰吓得大哭并想往外跑。这时丁某威胁说：“穿上你的衣服马上离开，但不能把这件事公布出去。否则，我会诬告说，你是引诱男人的‘狐狸精’，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当晚，小兰在长江大桥上徘徊了几个小时，差点投江自杀。第二天．小兰把被强奸的事告诉了母亲。不幸的是，母亲悲怆地说：“你已是失去贞操的苦命孩子了，我不想指责你什么，但我是一个守旧的母亲，我能给你唯一的出路是乞求丁老师娶你为妻。因为你已经是他的人了!”在母亲的逼婚下，小兰乞求丁某娶她，但丁某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小兰的求婚，并嘲笑她“老土”。为了保全“面子”与女儿的学籍，母亲再一次劝女儿“认命”。
从此，小兰不敢将真相告诉任何人，一直忍气吞声，独来独往，并陷入了痛苦不安与深深的罪恶感之中。但是，生活又给她发出了另一个挑战。最近，她偏偏被班上一个个子最高、长相英俊的小D追求。小兰因自己是一个失身女孩而处处躲避他。但她越是躲他，他越是执着地爱慕她。为此她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为了摆脱困境，经人指点她前来寻求心理咨询。
二、个案分析及工作目标
从收集与观察的资料来分析，小兰被强奸之前，虽然家境贫寒，但与其母相依为命，在精神上她是快乐的、健康的。但遭遇到强奸后，她在心理上遗留了严重的性伤害体验，并且对她的学习生活及心理健康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人际交往中寻求认同的自闭心理。经历强奸后，小兰最明显的变化是性格日益孤僻，人际交往极度狭小。因为受到性伤害后，她觉得自己已不是一个完整、纯洁的女孩，时时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嘲弄自己。特别是求婚的失败，强化了其“破鞋子”、“没人要”的观念。这种严重的自我否定使她在人际交往中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法来防范别人的伤害，以保护其自尊心。二是在恋爱上产生了渴求幸福的恐惧心理。性伤害经历不仅损害了小兰人际交往中的自信心，更摧毁了她在恋爱中的自信心。因为小兰自幼就受到母亲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尤其女子的贞操在她心目中根深蒂固，再加上对性知识的朦胧无知，使小兰在遭到强奸后有深深自责心理。这种自责加重了她在恋爱中的犹豫逃避和恐惧心理。
根据以上分析，我将小兰的问题界定为“性伤害的心理问题”。究其问题的症结来看，主要是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操观念所致。从本案还可以看出，这种性伤害给案主带来的心理创伤行为是侵犯性的、非法的。但鉴于案主与其母不愿起诉丁某，我便与案主商讨了她对问题的看法、期望，订定了她愿意处理的问题，达成了以下治疗目标：（1）在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下，帮助案主宣泄性伤害带来的负面情绪；同时，引导她进行自我探索，使其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2）帮助案主调整认识结构，改变错误的贞操观念，矫治其不良心理，并使其能够鼓起生活勇气，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迎接美好的明天。这是一个心灵美容与重塑的精神工作。（3）力争使案主的母亲接纳“失去贞操”的女儿。
从案主的社会支持系统来看，并行者1的母亲对案主心理创伤的修复与态度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整个治疗工作的有力支柱。第二个并行者是案主的同班同学小D，拟打算从小D入手，帮助案主重建正常的人际关系。第三个并行者是案主的老师丁某。但案主与其母均把丁某看成“流氓恶棍”而深恶痛绝，故要把“强奸犯”看作是并行者，对我来说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盲点。
三、治疗期
（一）在治疗前期的1～2周内，主要采用人本主义疗法，帮助案主宣泄因性伤害积累起来的心理压力与愤怒，并给予其心理上的支持。
因案主自幼就在一个十分保守的家庭中长大，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看得很严重。所以一旦遭到强奸，她便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恐惧与绝望，甚至差点投江自杀。以后在母亲的逼婚、求婚失败及丁某地嘲笑下，她不仅未宣泄性伤害积累起来的心理压力、愤怒，而且还给自己套上了更沉重的精神枷锁。这样，在治疗前期，我采取了人本主义治疗法，给予了她无条件关怀与接纳，并协助她宣泄了受伤害、受排斥的情绪。因此，在前两周，虽然我未能立即给予她实质性帮助，但定期给予她宣泄、反映与支持，对稳定其情绪、防止破坏性事件的产生及鼓励她进入中期治疗都是非常有用的。
(二)在治疗中期的3～6周内，主要采取理性情绪疏导法，帮助案主澄清几个非理性信念，以改变其自我评价。同时，在提高其认识水平中，采取相应的行为技巧来改变她的自我观，重塑其强者的形象。具体地说，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
1．认识性伤害的社会特性，面对现实，肯定自我。我告诉小兰，遭受性伤害尽管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生都失去了希望。关键在于要对性伤害的经历做出客观公平的分析。要看到，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存在着对青少年的性侵害，这是如自然灾害一般侵袭弱者的必然现象，往往不是凭个人力量所能抵御的。既然如此，以往的不幸经历，只能当作一场灾难、一场噩梦。因此，我引导小兰要有勇气正视那黑暗的一页，并将不幸经历转化为经验教训与精神财富。
2．澄清非理性理念，意识到受过性伤害的人并不等于不纯洁。身体上的性伤害会留下心理上的伤害性体验，但并不说明小兰不纯洁。所以小兰不应嫌弃自己，更不应否定自己，这样才能振奋起来，改变其不幸命运，从而成为一个强者。
3．澄清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树立新的生活目标。对于被消极情绪控制的小兰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保守的贞操观带来的精神枷锁，才使她感到罪恶深重，难以自拔。因此我鼓励小兰改变观念，抓住大学学习机遇，树立新的生活目标，重新开辟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广阔道路。
4．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重塑自我形象。以小D同学为契机，逐渐扩展小兰人际交往的局面。同时，鼓励她参加比较感兴趣的社会活动，如文学写作培训班。现在，小兰正在努力塑造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强者形象，对自己的正面评价也在不断提高。
(三)在治疗后期的7～10周内，采取角色扮演方法，帮助案主重建良好的母女关系。经过前中期辅导，案主进展一度非常良好，但她回到家中，其母对她十分冷漠，她便再次陷入情绪低潮中。于是，我首先采用角色互换法，帮助案主进入母亲建构的精神世界，感受了在女儿被强奸后母亲心路历程的变化，认识到母亲也是封建贞操观压迫下的“代罪羊羔”。这样，案主能接纳母亲的感受、情绪及行为表现。其次，我让案主扮演“工作者”，努力学会与母亲沟通的策略2。案主是一个天资聪颖且自律性很高的女孩，以后每一个周末回家，她就要把在心理辅导中学到的成功经验尝试用来解决母女关系问题，并逐渐挑战母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其母终于顿悟到：“过去发生的性伤害事件是无法改变的。但若能改变对性伤害事件的陈旧看法，善用现在的机会与能力，那么女儿的将来仍然是充满希望的。这样，母女俩在彼此理解、接纳的基础上，重建了良好的母女关系。
四、评估
通过以上的10次心理治疗，不仅矫治了强奸给案主带来的不良心理，恢复了她在家庭与学校的社会功能，基本实现了计划中预期的三个目标，并且案主还把这次成功经验尝试用来解决母女关系及其它问题，最终学会了自助。因此．从总结性的评估来看，对小兰“性伤害心理问题”的介入基本上是成功的。
从过程评估来看，在最后一次面谈中，我与小兰一起检讨了整个个案的进展。
（一）根据小兰的检讨自白书，回到辅导早期，她意志十分消沉。但实施人本主义治疗方法后，不仅帮助她宣泄了压抑的情绪，使她度过了情绪低潮期，而且还引导她进行第一次自我反省，从而为进入中期的辅导做好了心理准备。
（二）进入辅导中期，案主回想起性伤害事件就会出现间歇性哭泣。于是我减低了使用反映感受技巧的次数，采用理性情绪疏导法。尝试转用这种方法后，奇迹发生了。案主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逐渐向自己固有的价值观挑战，其人生观也随之发生改变。从此，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习与生活中变得乐观上进了。
（三）在辅导后期，因母亲的冷漠，案主再度陷入情绪低潮。于是，我采用角色扮演法，让案主在理解接纳母亲的基础上，学会了与母亲沟通的策略，再逐渐挑战母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令人高兴的是，案主已把这次成功经验尝试用来解决母女关系问题，并获得了成功。这样，母女俩的关系在建设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提高，一个更加稳固的家庭支持网络已经建立。到此，对小兰“性伤害心理问题”的治疗已成功地告以一个段落。
五、个案反思
笔者在学习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个人及家庭层面介入》课程后，第一次尝试运用通用进程模式3介入了小兰“性伤害心理问题”治疗的全过程。以下结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就通用进程模式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反思，尤其是论述了此模式在中国社会处境下运用的可行性。
（一）当笔者初次接触小兰的问题时，信心一点也不足，便尝试用刚学过的通用进程模式的框架介入该个案。幸庆的是，我竟然获得了成功。这说明通用进程模式的确有不可低估的功效。笔者认为，这个模式的最大魅力是，它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既快捷而又易掌握的科学工作框架、步骤，而且模式本身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开放性，以至于不同理论与方法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而整合到框架中，最终服务于人的需要4。通用进程模式的这种科学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好回应了社会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点。因此，在处理小兰的问题时，我正是抓住了模式科学性、灵活性的精髓．特别是对“灵活性”赋予了“创造性”的诠释，才最终获得了成功。当然，这种对模式“创造性”的运用，也可以在另一个层面理解为对模式局限性的超越。
（二）由于受传统心理学模式的影响，我把小兰的问题界定为个人层面的心理问题。如此，介入策略是从小兰个人入手，实施的方法也是心理学治疗方法。因我固守个人层面的心理学方法，以至于在治疗后期我将面临整个治疗工作的彻底失败。比如，经过前中期治疗，案主的进展一直非常好。然而，她回到家中面对其母的冷漠，便再次陷入情绪低潮中。从这时开始，我反思了个人层面的心理学方法的局限性。因为要彻底矫治小兰性伤害引发的不良心理，必然涉及对其母也要进行心理治疗或直接采用家庭治疗方法。但考虑到案主是一位天资聪颖且自律性很高的女大学生，我并未直接挑战案主母亲的价值观，而是灵活地改用角色互换法，曲折地展示了米兰学派的家庭治疗方法的精髓，这是本案在介入策略上的创新。这说明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整合运用到通用进程模式中。以下简单介绍一下米兰学派方法5在本案例中的运用。
使用米兰学派方法(再揉合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6处理本案，其焦点是，让小兰、母亲与丁某共同面对小兰的“性伤害心理问题”，并通过彼此沟通、对话及协商，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达成共识，以找到解决小兰问题的办法7。这是一个难度最大而又富有人性的辅导方法，当然值得我去尝试、实践。比如，在引导小兰挑战其母亲的贞操观时，我就引入了米兰学派建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方法。首先，我采用角色扮演法，帮助案主走入母亲建构的精神世界，感受了在女儿被强奸后母亲心路历程的变化，认识到母亲也是封建贞操观压迫下的“代罪羔羊”。这样，案主就能接纳母亲的感受、情绪及行为表现。接着，我引导案主剖析了母亲自身不仅是封建贞操观压迫的牺牲者，而且通过家长制继续维护这个观念，并逼女儿成婚。随着真诚的对话、沟通与理解，母女俩从封建的贞操观压迫下获得了释放、新生。最后，根据行为主义理论，人的观念是学习来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鼓励小兰帮助母亲澄清了几个非理性信念，同时提供另类观念，终于，母女关系在建设性基础上得到了重建。现在她们能彼此接纳、宽恕，能以较客观的态度对待人与事。当然，本案处理的最大遗憾是未能挑战丁某。虽然在订立治疗目标时，我已把丁某看成是打开小兰心结的并行者，但案主与其母强烈反对向法院上告丁某。当时，我陷入了最大的迷茫：我既不能采用女性主义方法8惩罚丁某，也不愿丁某逍遥法外继续作恶。那么，我该如何挑战丁某呢?进一步反思，我认为，仍采用米兰学派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或许会帮助我走出迷茫9。比如，采用移情方法走入丁某建构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为何以这种方式来满足性生活需要，其性侵犯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他背负了什么压力与迷茫等，以此帮助他从“强奸犯、流氓”的标签压力下获得释放。在此基础上，让丁某真切感受小兰被强奸后的绝望及对其母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从良心上发现性侵犯给他人带来的性伤害，以此停止性侵犯行为。同时，他能与小兰、母亲一起共同协商，寻找到解决小兰问题的办法，以彻底解开性伤害给少女留下的心结。总之，如何恰到好处地找到对案主与并行者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探索。我愿借本案遇到的盲点为动力，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方法，以此不断地整合通用进程模式，并指导我去挑战更棘手的个案问题。
（三）在通用进程模式守成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下10，加之道德抉择上的困境等，我在介入本案时，把整个压力11全加在一个弱女子身上，缺乏对家长制化身的母亲及男权文化代表的丁某的挑战批判。比如，当小兰遭受性伤害的创伤性体验后，母亲不仅没安慰小兰，反而逼她与丁某成婚。从母亲的悲怆声音与小兰求婚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封建文化强制的贞操观通过家长制化身的母亲与男权文化代表的丁某，在一次次地消解少女对命运的抗争，助长了其自卑、无助感。人们常说，乞求来的婚姻是苦涩的，然而，小兰甚至连乞求都遭到了拒绝，这是何等可悲可怜!
因此，对这个案例的剖析，仅有心理学的视角不够，还应有社会文化的批判视角。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修复性伤害带来的不良心理问题，更是一个道德符号!可见，在通用进程模式中加入辩证批判模式的视角，就会使我多一份对男性为主体的贞操观文化与家长制专制的批判自觉，从而也会在道德困境上少些迷茫，更加理直气壮地去直接挑战母亲、丁某，并为少女增权。
（四）结合中国社会处境，我进一步反思了通用进程模式的可行性。第一，因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问题，而不是结构性的压迫问题，加之，中国政府一直把社会稳定作为头等大事，重视在稳定中求发展。如此，较守成的通用进程模式比较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通用进程模式只提供了一个工作框架，应根据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不断加入新的理论与新方法，以不断地创新。由此，才能使通用进程模式更有力的指导社会工作者，并回应中国不同层面的历史的、现实的问题。第三，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我国的交锋，人们在过渡时期的心理困惑问题会急剧上升，由此引发人们在观念上的变革与纠葛将会达到最为棘手的程度。因此，应在通用进程模式中加入辩证模式的批判视角或后现代主义视角，从而引导中国人在社会变革的冲突中不断蜕化及“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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