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分析哲学论坛请来两位重量级人物，周二是台湾阳明大学的王文芳老师，周五与周六是普林斯顿大学的Micheal Smith教授。 

前者讲龙树《中论》中四句偈的逻辑，他认为是三值逻辑（而不是Priest所讲的四值逻辑），其实是从世俗谛与圣义谛两个不同的维度来看世间的事物，即有（e）,(e,t), (e,f)，“e”代表“空”，“不可说”；“t”代表真；"f"代表假。王文芳老师还从《中论》中找到其他一些四句偈来证明认为龙树的思维是四值逻辑的想法是错误的。最根本的，是王老师对佛教的理解是精湛的，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也是令人钦佩之处。

 听这个讲座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解决了罗素与斯特劳森的那个公案：前者认为一个包含空的限定性描述的句子的真值为假，后者认为既不真也不假，王文芳是支持后者的，即以三值逻辑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说“三值逻辑才是正确的逻辑”。这个断言，至少从概念模糊性的意义上看（而不涉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的。

 讲座后，王文芳同志与苏庆辉、李鸣鹤、梁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聊天。我问起这个用逻辑来研究佛教思想的始作俑者是谁，他说就是Priest。因为王老师的研究生在日本做佛教逻辑，王老师作为合作导师开始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王老师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突然觉得用逻辑来做中国哲学也是有希望的，至少可以将《孟子》的思维搞明白。我又向他提起根据句子的色彩、句式、内容与词汇等因素的差异来做《庄子》版本学的想法，得到他的赞赏，当然这个工作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除了需要古文专家之外，还需要计算机专家。

 （王同志兴致很高，一直在喝苏同学给他买的小酒，如果没有看错，那是七十多度的本地的琅琊台，空口喝完了一小瓶，又打开一小瓶。他的思路很开阔，人也非常直率、风趣又随合。当我夸奖他古文功底深厚时，梁飞说王老师是中国哲学出身，他马上更正说自己是军人出身。无论如何，不得不说，这样的人，除了天分，还有用功与专注。很期待这样的人来当什么山什么江学者，可以真正带动一大片，无论是视野还是才学。）

 Smith教授的两场讲座非常精彩，听后如醍醐灌顶。其语言与思路都与他的着装一样，干净、利落、体面。这两场讲座的内容也是他正在写的书的两章，是他在牛津大学洛克讲座的后续。第一个讲座的题目是《有没有理由按道德行事》（Are There Reasons to Act Morally），第二个题目是《从我们存在的知识到规范性知识》（ From Knowledge of Our Existence to Normative Knowledge）。他的精彩之处在于完全由一个“理想的行动主体”的概念（经由笛卡尔式的沉思）推演出“不干涉”与“互助”这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即由人存在的知识推导出行为规范的知识；他用功能论的方法来发展出理想行动主体的概念，又将欲望与信念在改良版的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行动公式中统一。他认为自己已经完美地将休谟的自然主义与康德的道义论结合起来。

 尽管他有意回避功利主义，但是，在第一场讲座后，我们大家还是纠住“利已”与“利他”的可能的冲突不放，即在“互助”与“互不干涉”这两条原则是否可以充分并行的问题上，与他一直争论了很久。他的策略是形而上学式地消解那个“自我”，即用在时间中的片状的、空间中并存的无数个“自我”来消解我们所理解的“自我利益”中的那个跨时空的“自我”，即当下的“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关系，就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只存在帮助与不干涉这样两个规范。他认为”intro-person“与“inter-person”的关系是相同的。但是，这样被切成贡糕样的四处散落的“自我”，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涉及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分歧）——因为自我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自我”就不可能是一个连续体，即从根本上就消失了那个作为理想行动主体的条件，即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控制“。

 第二场讲座后在送他回宾馆的路上，我们又匆匆交谈了几句。我对于他的由理想行动主体推导出行为规范的图画之优美非常欣赏，尽管对这个图画是否能真正将动物伦理问题恰当地蕴含其中还是表示怀疑（他在讲座的最后特意提到了这一点，谈到康德伦理学由于没能将动物视为行动主体而造成的遗憾）：一个问题是这种主体间的实践理性是否是共通的，比如一个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理论（抽象）理性可能的共同的，但是他们在行动选择与利益的结果上是相互冲突的，即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双方在合理行为选择上不具有可公度性，因而功利主义的原则是无法被完全回避的。

 他在讲座中用了一个鲨鱼攻击一个在捕鱼船上的人画面来说明动物的行为是不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他认为是因为鲨鱼不能理解“伤害”，所以他们不能充分做到不干涉。在我看来，这个鲨鱼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只不过是我们与他们不处在同一个生活圈（life sphere）之中，我们的行为与对世界的判断是无法完全公度的。这些不同生物之间的生活圈彼此之间是交叉的，但并不是同心圆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利益不一致甚至对立，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与局部的利益交织与冲突之网。

 另外，在他的画面中，没有考虑到人类文明给人类所带来的异质的东西，即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能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当中一种形而上学的偶然来处理，而是需要将它视为理想主体的能力（capacity）的一部分，即介于造物与神之间的那种超越自然的能力，我们讨论的人已经不是完全的自然存在，而是文明化的（civilized）存在。我邀请他将上帝也纳入到他的理想主体的画面中来，上帝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的偶然的来处理，而是作为通向理想主体的不同阶梯中最高的级。因为时间有限，他让我写邮件给他，以便继续讨论。

 （他来到中国就已经下载了微信，这是他拥抱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相互加了微信——第二天，我发给他讲座及与吴童立老师有李鸣鹤立鸡老师一起游玩百花洲的一些照片，他向我推荐了两位动物伦理学家，一位是纽约大学的Dale Jamieson，另一位是卫斯里安学院的Lori Gruen，后者非常高产，我正准备译她的书，只是还没有决定选哪一本。另外，我答应他联系设菲尔德的不太熟悉的故人Jimmy Lenman，最好能请他来讲学——他是一个Sinophile（中国迷）——这个是我在英国时不知道的，很可惜！）

 存了Prof. Smith的此次来华演讲的三篇文章，因为尚未发表，无法在网络上共享。上几张照片吧。他这次是应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真老师邀请而来南师讲学，我们这边由吴童立老师顺请。以下是李鸣鹤老师分享的Smith教授前年在牛津大学洛克讲座的链接：

 The John Locke Lectures in Oxford University： 

2017 Micheal Smith:  A Standard of Judgement

https://www.philosophy.ox.ac.uk/john-locke-lectures#collapse386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