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 2018-11-3-8：34am

这几日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有许多启发和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有两个：

一个是针对HIF与药品可及问题，我可能需要借鉴森对饥饿的定义（注1）对“药品饥饿”进行定义，我将之简称为“药饥”，也同时造一个英文词“drugarvation”（drug+starvation)来对应：药饥指一些人未能得到所需的药品，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药品或没有可能提供足够的药品。（如果英语当中已经有了更好的词，那我就当画蛇添足了。）对于药饥与对于饥饿一样，尽管后者可以是造成前者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只是很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此，理解药饥与药品供应之间的关联，并用事实对这种关联的细节以及相关的因素进行说明就是非常重要的。（HIF就是在分析了这些关联之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现行的新药专利保护制度及其所激励的由市场单一要素决定的利润最大化的方式。）

第二个收获是语言哲学方面的，或者确切地说是意义理论上的，当然也与唐纳兰的启发分不开：

在理解动物交流（特别是非语词性交流）的关键是如何判定身体语言的意义，或者一个“身体语句”的翻译及真值问题。在前面关于唐纳兰（Keith Donnellan）的讨论当中，一个最要的启发就是，我们可以将说话者的意图（intention）纳入对句子的真值判定，或者从广义上讲，将传统中认为是语境的因素纳入语义当中来（尽管在非词汇语言当中，“意向”或“用意”本身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是语境的因素）。通过借鉴森的“substantive freedom”(实质自由)，我觉得可以将一个语句的语义分为“superficial semantics”(表面语义)与“substantive semantics”（实质语义）；进而，一个语句的真值可以分为“superficial semantic value”与“substantive semantic value”——后者可以把说话者的真实用意包括进来，作为判定句子真假的一部分。比如，对于“那个喝马提尼酒的男人是我的朋友。”或者“那位女士的丈夫对她真好。“这两个句子而言，即使那个人喝的是水而不是马提尼，或者那个男人并不是那个女士的丈夫，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中，说话者用”喝马提尼酒的男人“与”那位女士的丈夫“都是其指示性用法而非归属性用法（唐纳兰的划分），说话者都对那个所要指示的对象做出了断定，而这个断定本身是有真值的，这个真值就是我所讲的“实质语义”。如果这一点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对类似的句子进行真值判定。其重要的突破就是将说话者的意图纳入到语义中来。而在动物的例子当中，即使在他们有语词而我们不足以理解的时候，只要这个意图本身是可识别的，那么，他们所表达的语句就是可以被断定的。比如，一个猴子发出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尖叫，我们无法断定它是否是语词，但是可以从情境当中断定他是在报警，并且这个报警的“句子‘在随后发生的事件当中被印证（比如，在他所注视的方向，一只鹰出现了。）那么，我们可以说，他说了一个真的句子。

这一理论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会很多，还需要仔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