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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钟肇鹏:《周易》形成的三阶段

(2013-09-22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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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哲学宗教历史科学

《周易》形成的三阶段

/钟肇鹏  

 

《易经》是一部古老的经典。《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是指伏羲、文王、孔子。“三古”从汉代来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说明了这部书形成的时代和主要作者。

先秦古籍一般都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诗》、《书》、《易》、《礼》等经典是如此。就是诸子书如《管子》、《墨子》、《庄子》、《荀子》等都不是一人之作,而是一个学派的著作。包括《孟子》也不是孟轲一手之作。古人没有现代人“著作权”的观念,章学诚所谓“言公”。(详《文史通义·言公篇》)

《周易》形成的时间更长,所谓“三圣”“三古”,只是说明《周易》形成发展中的三个重要阶段。《易》本是一部占筮之书,用来“决嫌疑,定犹豫,明是非。”上古的人科学水平不高,对许多自然现象、疾病的原因,无法理解,对于许多人事问题也无法处理,因此许多问题只好求助于“天”“神”。从殷商卜辞中可见,不论大小的事,都用“卜筮”来决定。卜与筮是两种不同的占验方式。“龟为卜,蓍为筮。”(《礼记·曲礼上》)卜是用龟甲或牛骨,先钻孔,用火灼之,视其“兆”来占验。筮则是用蓍草来占验,用蓍草占筮的起源很古,相传伏羲画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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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据郑玄《六艺论》说:“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用来占验吉凶。

从伏羲经神农、黄帝,历夏、殷二代到文王,这是一个经历数千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也是卜筮盛行的时代。从筮占发展的观点来看伏羲、神农、黄帝、夏禹都有重卦的可能,因为八卦十言之教太简单,难于用来占验一切的事。但文献无征,无从证明。郑玄《六艺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可见夏、殷、周三代各有筮法,并有占筮的书。据说《连山》以“艮”为首,艮为山,像山出云气连绵不断,也是群山相连之象。《连山》和《归藏》均亡佚,但在《礼记·礼运》中载有孔子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可见殷代的《归藏》是以“坤”为首。可以证明夏、殷二代的《连山》《归藏》首卦与《周易》不同。《连山》《归藏》即使有六十四卦,它的排列顺序和占筮方法也不会与周易相同。

文王是古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内外政策,文治武功均堪称述。在内政方面,他不仅“笃仁、敬老、慈少”(《史记·周本记》)使社会和谐,并尊礼贤者。如大颠、闳夭、散宜生、鬻子等均往归之(同上)。武功方面他伐犬戎、密须、崇矦虎等。并协调平息了许多诸侯国间的纷争。文王在诸侯国中有崇高的地位,号为“西伯”。所以司马相如说:“文王改制,爰周至隆。”(《史记·司马相如传》)正因为文王的作为和影响,遭到崇矦虎谗,殷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今河南安阳羑里)。司马迁曾多次讲到文王演《周易》: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史记·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司马迁根据什么说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呢?因为司马迁有传《易》的家学。汉儒治经都崇尚师法、家法。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史记·自序》)据《汉书·儒林传》载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到汉初的田何,田何授王同,王同授杨何,所以司马谈是儒家《易》学的第九代传人。司马迁以上对文王演《易》的说法则来自他父亲口授。除司马迁外,扬雄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问神》)刘向、刘歆、班固也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汉书·艺文志》)王充也说:“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论衡·正说》)又云:“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衡·对作》)

上列诸文可证汉儒一致认为文王重卦,演《易》为六十四卦,并无异说。后人有伏羲、神农、夏禹重卦之说都是推测,我们只能说由伏羲到文王数千年中有重卦的可能性。夏殷二代的《连山》《归藏》都已亡佚,文献无征,讲论《易》学,不必在这里纠缠。

在《易》学发展史上,文王对《周易》有重大贡献。从《易传》中也可以找到旁证。《易·系词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词》的作者很谨慎,只是说《易》兴盛于中古,作《易》的人是在忧患之中。《系词下》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已暗示出《易经》的著作时代在殷周之际,文王被囚于羑里,处忧患之中,因发愤整理《易》经。文王对《周易》的贡献:(一)经卦以乾为首,区别于殷《归藏》以坤为首。(二)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排定六十四卦的顺序。(三)整理加工了旧来的筮辞,撰定为卦辞、爻辞,系于每卦之下。卦、爻辞在文王以前也会有,但不完善,所以文王做了加工。这一工作可能尚未完成,文王以后到了周成王之时,周公辅成王,当时周王朝的政权还不巩固,周公亦处于忧患之中,所以爻词中有部份可能完成于周公之手,所以如晋卦的卦辞有“康矦用锡马蕃庶”的文字,显然出于周公之时,子承父业,本不必分,如用现代的话说则《周易》的卦爻辞当为文王、周公合作。文王、周公处忧患之中从事《易》学整理研究。所以说:“夫《易》忧患之书也。”(《孟子外书·文说》)教人处乱世、居困厄忧患之中能安静自定,转祸为福。处治世,居安乐之中要居安思危,去其奸萌,防患于未然。正如我们的国歌,在新中国成立时,大好的形势下仍然要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唤广大人民起来奋斗。在今天世界也不太平,矛盾很多,问题不少,也要常怀忧患意识,趋吉避凶,不能有丝毫大意。

《周易》包括经、传两个部份。其中易经(包括卦形、卦名)卦辞、爻辞为经。此外还有《彖》《象》《文言》《系辞》《序卦》《说卦》《杂卦》七种称为《易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因篇幅较长都分为上下篇,所以七种就篇数来说就是十篇。“传”是用来解释“经”的,所以《易传》就是最古的《易经》注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就是《系辞》之文。汉代学者把这十篇《易传》称为《十翼》,翼是辅翼之义,是帮助解释《易经》的。

《十翼》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按照汉人的说法,认为《十翼》都是孔子作的。《论语》上说“五十以学《易》。”(《述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杂卦》《文言》,读《易》韋编三绝。”可见司马迁认为《易传》是孔子之作。《易纬·乾坤凿度》卷下说:“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 东汉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也说:“夫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可见汉代学者一致认为《十翼》为孔子之作。

现在看来《易传》有点像《论语》一样的书。《论语》记录孔子言行,但《论语》并不是孔子写的而是孔子弟子门人(再传弟子)共同编辑,大概形成于战国初期。《易传》形成的时代比《论语》晚,但也是儒家传《易》的学者分别编成,不出于一人之手,但大体均在战国时代。《易传》引“子曰”的二十余处,则当係孔子之言。孔子是具有高度理性智慧的哲学家。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不尚占筮,他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继承了孔子这一传统,也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

在春秋鬼神迷信颇为盛行的时代,孔子能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教育学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他不否定鬼神,而是把祭祀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孔子在《周易》观卦彖辞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用神道来教化人民群众,净化人们的思想,讲出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

孔子把《周易》哲学化,这是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他从义理上阐发《易经》,把《周易》从占筮之书变为哲学著作,实为王弼《易》学之先导。

《周易》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易传》之中。《易传》基本上是孔子思想已如上述。《易传》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

1)《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易·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见易道广大,贯通天地人三才,会通天人,广大悉备,无所不包。

3)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提出:“生生之谓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随时而变,“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系辞下》)的“变易”观点,富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4)提出“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些具有真理的精辟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推进人类思维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孔子把一部占筮迷信的书,变成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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